中国式父母困惑:回归还是偏离 谁主沉浮？(3)

　　其实，在儿子出生前，她还没有这么随意。怀孕时，她为孩子规划了满满的蓝图，全是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但当孩子长到一岁多，她发现自己要强的心渐渐消失，“不期望他成龙，只要成人就可以。不进监狱不吸毒，能靠自己活下去”。

　　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一起，不少父母秉承至今的育儿观悄悄起了变化。

　　“对儿子的学习，我其实很想要求高一点。但是我现在发现，要求高了也没用。”从儿子小学时起，北京妈妈赵虹开始质疑国内教育体制。

　　近十年来，赵虹先后任不同上市公司的法律事务部经理与总经理秘书，在选拔应届高校毕业生时，强烈的感觉是“大学生不好用”。因为学校培养不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学校培养的是A，我们需要的是B，所以我为什么非得强求那个A啊？”

　　社会需要外向型人才，这是广州妈妈黄湘雯的分析。但她的女儿心怡天性内向，每次与羽毛球教练见面，教练只能看见她的嘴唇嗫嚅着，一年后，教练才听出她叫的是“老师”。

　　在一家外事机构工作的黄湘雯常带着心怡参加单位聚会。遇上外籍同事，她就鼓励心怡上前用英语搭话。然而，女儿总是满脸通红、眼泪快掉下来，却最多只能说上一句。

　　心怡的外籍教师不理解，来劝黄湘雯：“这就是一个孩子的天性，你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她呢？”

　　听到这句话时，黄湘雯突然觉得整个世界明亮了。不久，她又黯然：“在中国这么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年代，她这样的性格，可能会过得非常惨吧？”

　　黄湘雯已有过类似体味。心怡曾被老师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偏僻的教室角落，一个学期没有挪动位置，正是因为“内向的孩子永远得不到关注”。

　　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当她看见女儿与同学笑着谈论一曲钢琴和弦，或是在羽毛球比赛赢球时大喊一声，黄湘雯渐渐感到，女儿一点一滴建立的自信心，正在帮她渐渐走入社会。

　　同一时间，北京妈妈刘洁正在为儿子的外向担心。

　　“他特别能说，这个曾经让我骄傲的特点，现在成了让我难受的一件事”。儿子从小和人自来熟、喜欢交流，如今十四岁了，每天晚饭时缠着妈妈非要聊上一个多小时。

　　“青年之后的男孩子，人家欣赏的是沉默、刚毅的”，她想了一想，“比如小女生们，从来不会追(儿子)这样的啊。”

　　内向好或是外向好、学钢琴还是学舞蹈、进学校还是自己教……每一个都是困扰中国父母的难题。在社会多元价值观主导下，似乎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了。

　　现在，每逢周末，李华常看天津卫视新近开播的职场真人秀栏目《非你莫属》。这个栏目给她的感悟是，“原来大家都认为的好孩子，在那儿已经不是最受欢迎的了”。

　　“天堂里的受苦人”

　　“素质教育”，在2001年6月被正式提出。然而，在自1977年恢复至今的高考制度下，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来说，那些处于金字塔尖的国内外大学资源仍旧稀缺。于是，应试教育仍旧是一件人人痛恨、却不能不做的事。

　　在北京，“小升初”被认为是比中考、高考更难的一场“火拼”。从小学三四年级起，这场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2006年，北京妈妈刘洁带着三年级的儿子刘逸峰参加了一次在人大附中举办的考试。逸峰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成绩不错，尤其得到数学老师的青睐。

　　然而，逸峰走出数学考场时却是哭丧着脸，“妈妈，我一道题都不会做，看都看不懂。”

　　刘洁的心凉了下来。之前与候考家长的闲聊已经让她隐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些家长们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他们说的全是小升初的“暗语”——以“斑点狗”指代101中学、以“白大夫”指称北大附中等等一套五花八门的独特语言。

　　对此，刘洁一无所知。她成长于优越开明的国家干部家庭，是北京最早一批外企职工，收入丰厚、事业有成。她希望孩子在一个释放天性、健康自由的环境里成长，便在1998年付出每学期4万多块钱的学费，将一岁的儿子刘逸峰送进北京最好的双语私立幼儿园，之后是高价私立小学。她的目标简单明确，让孩子出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