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由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LéonDuguit,1859-1928年)提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向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另一个与之相关但出现得更早的观念是，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历史上称为腓特烈大帝，1740-1786)宣称“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今天，政府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保卫国家安全、国内和平、管理经济社会事务，还是直接促进公民福利的服务，都被归为广义的公共服务范畴，似乎人们在政治上的一切感受，都只是一种享受，不仅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整体，自然应高于政府，作为社会个体的人，通过纳税，成为政府的“顾客”，自然也有权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当代主流政治学，他们把政治定位于服务，而不愿使用统治的概念；如今的政客甚至都不愿用管理这个词，因为管理还意味着某种强制力和约束，意味着政府对当权者的人民的侵犯。

这种近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基本倾向，正是斯特劳斯所谓的政治享乐主义。Strauss认为，现代政治哲学赞同人天生不具有政治性，甚至不具有社会性的观点，并且接受了“善就等于幸福”的基本假设[III]，即政治的目的为人类的自我保存和安逸的自我保存服务，因此，在现代政治中，对经济活动的关注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分量，追求财富的欲望被释放，追求财富变得合情合理，对财富的追求取代了对道德和荣誉的追求。(四)我们看到，以增加国家财富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学是在现代才出现的，并最终被推崇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但经济学实际上不是为企业家和商人而设，而是为政治家而设，“古代政治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习俗和美德，而我们的政治家只谈论贸易和货币”(V)。这样，政治上就进入了全国范围内的“家事管理”阶段。(VI)

传统政治哲学相对于现代政治哲学，其基本倾向是德性主义。古典主义的政治哲学产生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环境中，在希腊城邦制度下，政治是城邦公民最主要、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因而也就成为古典主义哲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政治，在古典政治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城邦公民之间旨在过一种德性良好的生活的活动。在政治上，其与城邦生活中常见的主奴关系、配偶关系及血亲关系有本质区别，后者是为解决人的自然需要和欲望而存在的。在政治活动中，公民超越其自然需要和愿望，通过自由的言语和行为来展示美德，建立功业，赢得荣誉。也就是说，政治是一种公共事业，城邦公民通过参与政治，可以超越对私利的追求，进入某种“神圣”的境界。人们把政治理解为人的本性的活动，“凡人若不属于任何城邦，要么出于天性，要么出于偶然，要么出于轻视，”[VIII]。

阿伦特在20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Alent把人类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劳作是一种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活动，是一种不需要他人在场就能在一种完全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的维持人类生物生存的活动。劳动是为了制造人造东西而进行的活动，为了满足人的非自然需求而进行的劳动，与劳动不同，但是一个工人仍然可以像一个劳动者那样，完全孤立地工作。与此相反，行动并不需要以事物为中介，直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而行动是一个人“在人之中”的存在，它完全依赖于他人的不断存在。"[IX]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是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平等的领域，是一个没有统治和被统治分离的空间，政治不受生活必然、他人抑或自身的强制力支配，真正的政治行动应以人民的言行为基础，而不是依赖暴力和强迫。”[X]根据阿伦特对政治的规范理解，通常意义上的绝大多数政治活动，如开拓疆土、治理人民、发展经济等，都不属于真正的政治范畴。

尽管古典政治哲学把政治理解为城邦自由公民之间的活动，但它并不排斥统治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政治权威不等于主人之于奴隶，丈夫之于妻子，父亲之于孩子，政治关系中的人都是自由的，没有谁是别人的主人。[XI]尽管如此，在公民中仍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别。所以，政治就是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就是在法治原则下自愿服从的统治，所以就不同于主权者不能专制地统治奴隶。假如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是互相区别的，那么在民主制中，人民就是轮流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个自由人就是城邦的好公民，应该懂得统治，也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统治，也就是说，他应该懂得怎样发号施令，怎样指挥，怎样受命服从。(三)第二类

以上关于统治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更为乐观，更多的是规范的理解。斯特劳斯认为政治是一种表现公民才能的活动，但是，对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研究使他确信，政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说令人欣喜的，而政治的本质总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甚至令人忧郁。「人的生命永远存在于由强制力造成的阴影下」，「战争与和平是人生命的全部」，「人的生命的整体变迁，就在战争与和平两极之间」。大多数现代哲学都持有一种进步的观点，即政治将在几代人的努力下逐渐改善，人类社会将不再有那么多痛苦。斯特劳斯对此并不乐观，他向我们指出，“不管是流血还是非流血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从人性中消除邪恶。凡是人，就会有恶意，有嫉妒，有憎恨；因此，不可能有一个不需要强制性规范的社会”。”[XIV]对于是否能完全实现人民和解这一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不存在和解。经过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一文的深入研究，斯特劳斯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是技术(arts)和法律(nomos)的进步，而不是自然性(physis)的进步，因为法律无法改变或反对人的自然性，至多只是掩盖而已。因此，对进步的信念一定是由一个事实所限定的，那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并未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永远存在，包含着某种强制规范的政治也将永远存在。和现代政治哲学的线性时间观相比较，古典政治哲学所持的是周期时间观——公正和高尚的东西可能已经存在，也可能即将存在，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它们存在后不会被毁灭或消失。

施特劳斯十分推崇色诺芬，但大多数现代学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斯特劳斯认为，这是因为现代学者很难理解色诺芬的写作品性和智慧，因为20世纪的读者被粗野、感性的文学作品滋养着，他们与色诺芬这样的经典作家的“高贵的含蓄和静穆的伟大”格格不入。"[XVI]斯特劳斯认为，色诺芬既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教导，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是在战争中，他具备了整齐划一的清明政治视野。依色诺芬之见，政治不完全是理性的，因此，政治不能只靠言语，毕竟，言语只能用来说服理性的、有节制的绅士，而对于大部分受激情和欲望支配的人来说，身体上的快乐和痛苦能更有效地支配他们。也就是说，普通公民所理解的政治技巧不能像智者主义哲学家所提倡的那样被简化为修辞学，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有运用说服和强制力量(以惩罚为目的)的能力，这样他才能同时统治绅士和非绅士。"[XVII]

施米特(CarlSchmitt)等人认为，“政治上特有的差别”就是“敌友之间的差别”，“政治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具体的敌对状态”。斯特劳斯强调，在施米特对政治本质的定义中，“敌我因素明显占主导地位”，敌人的存在是朋友存在的前提，而敌我关系即战争状态。(XVIII)施特劳斯赞同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即“中立和非政治化”，但拒绝总是以极端状态来定义政治，在是否以极端状态来定义政治的问题上，施米特与现代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等有高度默契，施特劳斯显然欣赏古典政治哲学家。根据斯特劳斯的理解，政治的本质是战争与和平，因此也就是野蛮与文明；政治不是永远处于和平状态，也不是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是处于两极对峙状态，我们才能完全理解政治。国际政治往往缺乏明确的公共权力，比国内政治更容易陷入战争状态，但国际政治并非绝对的战争，国内政治也从未绝对和平。

没有完美的、完全能自我实现的政治制度，除了其本身必须具有高度合理性之外，能否维持一个政治制度，还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同它，是否愿意保卫它。相对于以制度设计为主的现代政治实践，古典政治哲学要求把教育作为政治的重要内容，通过培育德性与城邦特征相适应的公民，以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所以斯巴达的教育与雅典的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都对如何实施教育作了详细论述。如果能坚持把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产生的基本原因——这一基本原因正逐渐被人们遗忘，并作为其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那么现代政治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

当今时代，文化“快餐”盛行，人们越来越“任性”，因而“难以统治”，施特劳斯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启示我们，政治不只是服务，而是包含必要的约束和教育。不但政府需要约束，民众也需要约束和教育。

第二，政治价值观。

在现代哲学术语中，古典政治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决定论，即政治是首要的。

斯特劳斯告诉我们，史家修昔底德认为政治是至关重要的，他写的历史只局限于政治，包括战争，外交和内乱。与此相反，城邦的戏剧、哲学、绘画、雕塑等等这些东西，被现代人视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修昔底德的书中却是无足轻重的。施特劳斯指出，现代史学的思想与修昔底德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现代史学的综合性主题不再是政治、政治的行为和语言，而是“文明”和“文化”。这一现代史学的特征在于，它赋予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以同等的地位，赋予了平民的生活以与帝王将相同等的重视和表现。

斯特劳斯认为，在哲学家柏拉图那里，政治研究是从综合性研究向专门性研究转变，而从哲学研究转变；政治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所具有的局限性也随之暴露。"[XXI]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柏拉图仍然认为政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政治可以塑造公民的思想和道德，不同的政制分别对应不同的思想类型，为此，城邦政制的设计应以公民具有全面的道德为出发点。"[XXII]斯特劳斯还认为，政制的确立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政制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共生形式(form)，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共生形式，生活方式，道德品位，社会形态，国家形态，政体形式，法律精神等等。每一个社会都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所推崇的一些东西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民主政体崇尚平等，所以民主政体处处体现着平等的风尚。(二十).二

就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言，政治不仅对于整个政治共同体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政治参与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在他看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共和主义的普遍解释，这一观点被理解为政治参与对人有内在价值，严格地说，他本人并不持有这种观点。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政治与战争是实践活动中最崇高和伟大的”。"[XXIV]他还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是最高的善，即城邦的善，因此，政治学，也就是当时的古典政治哲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高的科学。在身兼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二重身份的西塞罗看来，人“道德的存在完全依赖于道德的运用；而最高尚的运用则是统治”。[XXVI]在著名的“西庇阿之梦”中，政治被赋予了更加崇高和伟大的地位，而伟大的政治家们也会因他们的政治活动而得到祝福，并进入永生不灭的世界：“凡在天国里曾保有、帮助过或扩张过自己祖国的人，都可以在天国里享受永生的幸福生活。人类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比一个正义的人聚集并聚集在一个所谓的国度里，更能令统治整个宇宙的至上神感到愉快。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都是从这里来的，他们将会回到这里来。

当今社会，政治的地位相对下降，政治生活的价值也不像以前那么引人注目了。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已成为许多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不再被视为具有先导性的东西。在现代思想中，尤其是黑格尔之后，把政治看作第一性事物的观点已经属于少数派。从他“政治的概念”一文的整体思想来把握，施米特属于少数派，他认为政治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不是与道德、审美、经济等领域相对独立存在的领域。[XXVIII]此时，施米特的政治观具有某种典型的特征。然而，斯特劳斯提醒我们，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仍然是一种现代性的观点，和他所批判的自由政治观一样，具有基本的相对主义特征。现代兴起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决定一个社会特征的基本因素而言，经济比政治更重要，经济才是第一性的。在这类观点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最有名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另外，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等价值领域的强调，也是不胜枚举，彼此争雄的。

因此，我们看到，现代国家是一种崇尚多元价值的国家，承认人类其他活动的重要性，同时也承认政治的重要价值，并且往往给予各价值领域彼此平等的地位。因此，每一种对整个国家有益的职业都被认为是合法而体面的。政治学仍然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大事件，政治领袖们的活动也最频繁地登上各种媒体的头条新闻，吸引公众的目光。同时，由于经济、科技和文化活动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著名的企业家、商人、学者、作家、歌手、演员、体育明星、超级模特儿也各显神通，备受关注，并有他们的大批粉丝。人为地消除了不同职业之间的隔阂，从理论上讲，个体所从事的职业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举例来说，“二流演员”里根也能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而且当选后的表现也不俗，被美国人认为是历届总统中的佼佼者。

第二个导致政治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价值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政治与道德分离”的现代观念。在这些人中，马基雅维里学说是最突出的一个。马基雅维里憎恶基督教对现实政治的贬低，他遵循古典思想，把政治视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并以极大的荣誉感来对待它，他自己也非常热衷于政治，并因其在政治实践中缺乏地位而深感痛苦。但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政治必然伴随着道德的邪恶而存在。他讲到了一个著名的“马基雅维里的梦”。

梦境中，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形容邋遢、凄凉的人。他问他们来自哪里。她们回答说：「我们都是有道德有福气的人，正往天堂去。」随后，他看见一群人，衣着端庄，用来形容那些衣冠楚楚，威风凛凛的人，严肃地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他认识了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佗等几位伟大的古代哲学家和史家，并写下了许多关于政治和国家的极重要著作。再一次问他们是什么人，要去哪里。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受诅咒下地狱的人。

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用他的功绩或言行来统治这个共和国，并使它焕然一新，但他并没有像在“西庇阿之梦”中那样得到永生不灭的幸福，而是被扔进地狱，因为这些伟人在完成伟大的光荣事业时，违背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xi)虽然马基雅维里也曾说过，对于一位君主，“只要有可能，他就不会偏离好的道路，但如果有必要，他就应该知道如何走上不作恶的道路”[XXXI]，似乎他并不是一味地教导君主为恶，但他的学说的基本倾向却仍难逃教义为恶的讥讽[XXXII]。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让政治丧失了道德价值，并在保持朴素道德观念的普通民众中变得非常可疑，甚至声名狼藉。

政治学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价值相对下降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不再是政治社会中大多数公民主要的实践活动。古希腊罗马的共和政治传统中，公民参与政治是其主要实践活动。市民政治参与以奴隶为基础，奴隶为市民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休闲条件。政界由公民团体垄断，他们不像人类那样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更像“天生的政治动物”，而妇女、散居海外者和奴隶则没有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在古希腊罗马，与大量的非公民相比，从事政治活动确实是少数人的特权。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普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广土众民型新型政治共同体也随着城邦共和政体的衰败以及广泛的民权运动而建立，西方文明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也与古典政治生活脱节。直到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希腊罗马式的共和政体理念才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新理念之上的。因此，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自由主义往往只给政治赋予了一种工具价值，即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没有必要，公民往往会远离政治。

现代社会以人人身份平等为基本原则，参与政治的权利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最大限度的，而现代民主政治则把自己定义为全体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但是，事实上，由于奴隶制的废除，现代公民不可能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政治生活，他们必须亲自从事生产活动，对物质生活和社会高度分工的重视，使他们在职业上参与政治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似乎是自愿放弃了政治生活，只保留了法定的政治权利。有些人可能会把政治生活视为在其价值体系中占有很高地位的内在价值活动；但大多数人只限于极少的政治参与，而政治活动并不是他们获得满足或体现个人价值的主要领域。而最重要的是，无论在古代或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从事政治活动或无报酬，或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水平。这种制度设计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古代民主体制下，穷人参政受到限制(雅典政府津贴的出现为时已晚)；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没有贵族集团，谋生的考虑就成了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以致许多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赫的人物都不愿意选择报酬较低、多姿多彩的政治职业。

如今，政治已不大可能回到古代时代的显赫地位，但它决不会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相信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政治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低，这是一个肤浅的观点。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里，很难想象，他们享受着自由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且，他们失去自由这件事，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与此类似，当和平持续很久之后，人们就有可能产生幻觉，认为和平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下，所谓政治，往往是不同的团体为了一点小利益而争论不休；而一旦战争重演，关系到人民生活根本的政治的重要性将再次凸显。

3.政治限度。

他把人们的生活方式划分为三类：享乐型，政治型，哲学型(或沉思型)。政治生活，尽管很重要，但在他看来，是有局限性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荣誉和德性，对人们所追求的美好或幸福而言，荣誉似乎过于肤浅，因为它依赖于给予者而非接受者，而善是一个人属己的不易被夺走的东西；即使德性作为一个人追求的目的，也是不完美的，有德性的人也许是最操劳的，这样的人并非幸福的。”[XXXIII]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高尚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求，但是他强调，只有人类追求的是幸福，政治生活并非自给自足，它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过去而被欲望所控制。快乐在于合乎人性最高德性的活动，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德性就是智慧，因此快乐在于合乎人性的冥想活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沉思是唯一因其本身而受人喜爱的活动，与此相反，政治活动虽然也是对某些高尚德性的运用，如勇敢、节制、公正等，但在两个方面不如沉思活动那样有意义：没有闲暇，也不因其本身而受人追求。[XXXIV]亚里士多德在此补充说明了他关于政治是最崇高、最伟大的活动的观点，揭示了政治活动的局限性。但这种沉思的哲理生活太过高蹈，不适合所有人，大多数人仍然从宗教或准宗教中获得精神安慰。

近代启蒙哲学认为，宗教只能给人带来虚假的满足，使人被这种虚假的满足所麻痹，失去改造现实的欲望和勇气。哲学史、科学史的最终目的不是自足观，而是行动观，随着哲学或科学的发展，人们最终会得到宇宙和世界的真理，在这些真理的指引下，我们可以通过政治行动来改造社会，彻底消除社会的痛苦，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从此人们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现代政治哲学从托马斯·莫尔开始，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为人类设计了一系列的乌托邦计划。之后，政治哲学家不再满足于对乌托邦的沉思，他们进一步提倡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手段来实现乌托邦。

阿伦特还和亚里士多德在思考人生的问题上有分歧。Alentt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自柏拉图哲学以来，对于沉思人生的推崇，在希腊传统中已经是一个时间较晚的东西。起初，市民热衷于活跃的生活，或称政治生活，希望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而追求永生(immortality)。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关注永恒(eternity)，提高哲学生活的地位，他们认为，相对于哲学对永恒的体验，一切政治活动对永生的追求都只是过眼云烟。[XXXV]艾伦特再次尝试将人生和政治生活的关系倒过来。复数性是人的存在的根本状态，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复数性是“人的存在于人的中间”，复数性的存在与言语和行为这两种需要他人持续存在的活动相结合；与此相反，“沉思的主要特点正是其内容不可诉诸言语”，沉思不需要他人的存在，也不需要真正的复数性。"[XXXVI]沉思生活虽然被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视为人类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但在阿伦特看来，其问题在于沉思并非复数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本质上具有非人化和超凡脱俗的性质，这种独处(虽然不是孤单)的生活方式，无法构造成成人的性情。[XXXVII]

与阿伦特、现代启蒙哲学对政治生命的高扬和期待相比，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生命观具有十分中庸的特点，赋予政治以一种既重要又有限度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斯特劳斯的著作中被反复阐述，特别是在政治生命与哲学生命的对比中被充分阐释。

在斯特劳斯看来，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并非政治本身，政治活动也有其限度。最好的政制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但是，最好的政制的实现严重依赖于自然和飞机运输，而这一点不能由人来强迫。政治制度的选择极其有限，一个政治共同体采取某种政治制度，更多的是出于必然，而不是出于选择。根据经典的政治哲学，不是人，不是智慧，也不是愚蠢，而是自然和机运，才能建立政制或制定法律。从这个角度看，雅典实行民主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雅典人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需要大批的海员，需要穷人。当城邦军队以骑兵和重装步兵为主时，穷人由于缺少财力而不具备军事装备，被认为没有军事责任，在军事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上自然就没有重要了。而雅典海军的特点就是建造军舰的费用由城邦和富人来承担，仅仅成为一个海军水手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当海军成为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之后，穷人就因为他们拥有了军事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拥有了政治的重要性，他们有资格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他们就必然要建立一个统治更广泛的民主制度。在斯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关注最好的秩序，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政制是什么，尽管最好的政制很可能无法实现，但它仍为我们提供了衡量和评估现实中的政制的标准。它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标准，我们就不能衡量好坏，从而滑入相对主义的陷阱。[XXXVIII]

根据经典的政治哲学理论，世界是不完美的，政治更是不完美的。在政治哲学所提出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实现之间，总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现实主义政治秩序总是有缺陷的，这是任何教条、任何政治行动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政治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强制推行任何想要一劳永逸解决政治问题的乌托邦计划，最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老一辈政治家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不以某一先验观念为指导，而是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进行政治思考和决策。从这个角度看，丘吉尔称他执政的基本政策是“与过去作斗争”(KeepMuddlingThrough)。因此，尽管政治哲学对于探索最佳的政治秩序或政制是必要且有益的，但强行追求最佳的政制而不顾现实条件的限制，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人们必须理解政治的局限性。承认这一局限性而试图按照某种完美主义的政治理想来改造现实，很容易使人心烦意乱，引起人们对已建立的秩序感到不满，并削弱其合法性，但却不能带来完美主义的结果。更有甚者，由于想要彻底消灭恶，常常不得不诉诸恶法，完美主义的政治追求常常会带来动机和结果的偏离，人们“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从以上意义上讲，古典政治哲学是反乌托邦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述和讨论的乌托邦，仅仅是为了告诉人们它不可能实现。因此，对政治的期望值一定要适中。Strauss告诉我们，在经典的政治哲学中，政治既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迫切的，也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典政治哲学中的人和普通人一样，承认政治的确很重要，但是承认政治重要并不等于认为政治无所不能，或者喜欢政治。

斯特劳斯认为，政治要处理由人的行为所引起的事物，哲学要研究恒久不变的事物，因此，哲学高于政治。"[XLI]哲学人论说的是道德高于城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的城邦都有其杰出之处，而现实中最优秀的城邦都比他们差得远，即使是最优秀的城邦，也只是建立在一般公民道德标准之上。"[XLII]政治人物需要行动，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行动，以及他认为最亲近的行动，不论它有多缺乏卓越的品质"；此外，行动必须考虑到时间限制，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决定，因此，政治人物关心的是最紧迫的事情，而政治人物所作的选择，是在一些现实制约下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理论上的。"[XLIII]"在城邦中可能实现的正义，只能是不完美的","对正义问题的解决，显然超越了政治生活的范畴"。(XLIV)

Strauss认为，如果政客的统治是为了政治团体成员的利益的话，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施惠者，因为只有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得到帮助和服务，他才能得到他想要的来自人民的爱；与此相反，智者或哲人被人们所尊敬，在于他们本身的优秀，而不在于他们为人民所提供的服务。(XLV)从事政治工作，意味着要与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被迫与非常乏味的人就非常乏味的问题展开非常漫长的交涉，虽然在政治活动中也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伟大时刻，可以带来政治人物伟大的崇高体验，但是政治活动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平庸、琐碎和单调的。(XLVI)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者”，他们习惯于忙忙碌碌，相比之下，“只顾一己之事”的隐居人士过着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对哲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枯燥乏味的活动，让哲人从事政治，无异于让他从阳光下的光明世界回到黑暗的洞穴。[XLVII]

由此可见，对政治的深刻理解，必将引导合格的公民从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但是，哲人也充分意识到，他们沉思人生的幸福依赖于城邦，作为城邦的成员，哲人从政治共同体中获益。哲人不能只追求自己的幸福，还必须为城邦做出贡献，于是哲人半自愿、半被迫地“落洞”，通过从事教育工作，以显白教义和隐微教义的形式，为社会政治作出贡献。哲学的人们以适当的形式参政，既有责任，又有自我节制。[XLVIII]

总而言之，斯特劳斯所阐述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观的核心是“中庸”，或者说“中庸”。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对政治既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犬儒主义的蔑视，他们既积极地参与政治事业，同时又十分清楚政治活动的局限性。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就是合格的政治家。

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并非政治本身,政治活动也有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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