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创造了一种人道主义,它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

对政治本质，中外学者有许多议论，而且不乏警辟，在我看来，哪一句话都不如孔夫子那句话简单明了。也就是说，政者正也。孔先生的话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毕竟，政治就是处理人际关系，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而是那些关系到国家的人。但是无论哪种人际关系，和谐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政事这件众人之事，只有通过引导、制衡，即只有通过政治正确，才能达到人际的平衡。因此，孔夫子所说的这种正，绝不只是要求执政者做得好，实际上还包含了政治本身的意思。所以，孔夫子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应该是：政治的本质就是正确的政治。

 

众所周知，在那个漫长的年代里，政界的事情都是由君主或皇帝来领导的，而他们又有权力，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权力的人，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的支撑点，但这个支撑点，却是无法用来证明政治的正当性的，因为权力属于少数人，即姓私，而政治则是关系到所有人，即姓公。因此，如果以权力为政治理由抬高权力，那就无异于在说，什么公不公私，我就是这样，我是流氓我怕谁，首先在道德上就会输。失去道德观念是可怕的，这简直是在鼓励叛逆。因为，每个人都会说，你是无赖，我还是无赖呢！这样，政治就无从谈起了，乱得一塌糊涂。

 

因此，既然政治的本质是政治正确，就必须为政治正确寻找一个理由。因此各路知识界的英雄都来傍大款这个大款，他们说了很多话，但是他们说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大权的私看起来像政治上的公公，众所周知，在这场竞争中，儒者胜出。儒学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所说的话的确煞有介事，如君主立宪制、应天顺人、以德配天等等，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在那个时代，却很有效，因为这里的天不仅代表了天下的道德规范，也代表了统治者的政治正确姿态。无论道义和姿态是否真实，它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说什么，就像一个人穿上了衣服，至少不用光着身子。尽管这个政治正确的理由有点粉墨登场，但是无论如何，舞台已经准备好，表演已经开始。该剧名为“仁政”，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意思很明白，就是让统治者用仁爱之心治理天下。何谓仁爱之心，说白了就是亲民爱民。

 

但是，人世间的事，光说不做，必须做。怎样呢？孔先生他老人家比较客气，主要是以肯定的态度鼓励，“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领导带头做表率，谁敢不学一学呢。而孟子则没有这种厚道，而是直面丕君，以否定的态度吓唬，首先要劝诫百姓如何重要，如“民贵君轻”、“民斯得天下”。那时候，你就警告你的孩子们不要得瑟，得瑟太厉害了，老百姓就要反叛。例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夫，闻诛一夫纣也，不闻弑君也。”怎样？这次可真够狠的。相隔一百多年，这两个老家伙怎么看怎么像两个驭手在赶一头牛，一个在前面使劲拉，一个在后面吆喝赶，职业道德可谓一流。但心愿是好的，方法也很漂亮，看起来也不错，但效果并不好。就像公牛，虽然有时也会听人的呼唤，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任性。因此，两千多年来人们所看到的并非都是耕牛走动的田园风光，也看到了不少人在翻滚牛滚车的惨剧。

 

历朝朝代的兴衰兴衰，充分证明了儒家仁政作为一种政治，是不合格的，因为它只能奏效，不能长久，也不能保证政治的正确性。要说时髦的话，就是不能在政治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后代儒学中的朱熹有一种经典解释。他说：“千五百里，……中间虽不富裕，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却未使天地间有一日之行。这是因为历代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以尧舜孔孟之名行他道的，也就是“假借仁义之名，为自己的贪欲之私耳”。此处，朱熹显然是在说，我们的经文是好的，别人没有读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虽然有为儒家仁政的失败开脱之嫌，但朱熹的言辞却是直言不讳的事实，即“孔子所传之道”并不能操纵统治者的“贪欲之私”，而是一直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一事实使儒学的仁政显得相当尴尬，儒学一贯强调，“天之有德，故有德也，天下有德”，但这一点却正好相反，得天下者，不是有德，而是无德。而且这个没有德行的大人物，偏偏又不是傻子，一旦得了天下，就要装扮得很道德，以证实自己的“天命所归”，这就是儒家的仁政虽屡次失败，但又屡次被统治者推崇的道理。

实际上，儒学也很难，因为儒学所面临的问题，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权私用问题，在传统社会的架构下是无法解决的。别说儒学，什么家都是不行的。由于传统社会的结构以权力为核心，这种权力从来就是属于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秘密就是：政治，这一原本属于天下大势的事物，实际上一直被代表少数人私欲的权力所支配。按照古代的说法，是以势为道。也就是说，这种势就是硬道理，那种道就是政治正确，只不过是一个软柿子，任人拿捏罢了。又有谁会甘愿顺从那软柿子呢？这种情况下，政界想要实现自己的正义感比登天还难，因为这里的政界，从根子上来说，政治是歪的。

 

此时，人类似乎陷入了一种宿命之中。幸运的是，这个佛罗伦萨创造了一场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催生了一种人道主义，它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什么叫人与人，什么叫自由平等与博爱，什么叫主权在民，这样人类就可以摆脱这种看起来无法摆脱的命运。人类能够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找到一种能够让政治最大限度地保持正确的方法，那就是宪法和民主。所谓宪政，就是给统治者们制定规则，用严格的制度来约束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谓民主，就是通过明确权利，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对权利的主张，如选举，使人民这一过去受政治支配的对象，成为能够支配政治的主体。总而言之，宪政就是要使这一硬道理软化，软化的办法就是去势，从执政者的私欲中解脱出来，使执政者没有私欲，自然就不会胡作非为。

 

民主化就是把那一种软柿子变硬，变硬的方法就是造势，就是让人民用选票作为主导权和政治根基。如此一来，那总是姓私的势自然也就姓公，即说势与道也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与统一，难道不以势驭道？不管怎么样驭，因为不管怎么样驭，这种政治也不会走得太远，因为这种势也是姓公的。这种政治可以说是政治正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正是这种宪政民主使政治回归其本质，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政治。于是，这套体系一出来，立即得到广泛认同，全世界为之欢欣，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于是，一座火山喷发，一座皇冠落地，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即宪政民主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失败了，但总的趋势是没有人能改变，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政权都是民主政权，而那些专制政权也不得不挂上宪政民主的羊头，把他们的独裁统治卖掉。同样，伟大的人都是不愿为自己主宰的人，除非是那些无能和懒惰的人，才会让别人为自己主宰。

人类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政治史，也就是人类为使政治正确而努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