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不是“圣人”的道德论

在“弑君三十六人，亡国五十二人，奔丧不保社稷”的现实背景下，东周社会动荡不安，道德化的政治思想逐渐被抛弃。商鞅作为权力斗争理论中的法家、兵家和纵横家居于主流地位，把政治科学转变成了富国强兵和驭民、弱民的权术，韩非子则将法家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君人南术。

 

政治科学的这一转型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战国时期法家占据主流地位以来，政治科学也由道德伦理附庸转变为权力斗争学说。法律人用它来处理君臣、官僚、平民、国家和敌人之间的矛盾，使之成为权力斗争的法律。

这一政治形态的转变在西方远远晚于法学家。政界最初是道德的附庸，后来是神学的附庸，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以人为本，以国为本”的观念，即马基雅弗利。

 

玛奇亚维利与君主论

 

NicolorMaciaVilley出生于1469年，来自佛罗伦萨。那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封建主相争，还与法国、西班牙争斗，就像中国战国时期那样。

Makyavili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曾参与外交活动。在1512年，他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他开始探寻自己的治国之道，“希望意大利能摆脱蛮族的统治”，生活在困苦之中。在当时四分五裂的国家里，他认为最现实的是，有一位强大的君主出来执政，统一全国，并为之写下《君主论》。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摆脱蛮族统治的意大利，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才是现实的需要。“君主论”的真正目的是教育这些君主如何统治意大利，他认为君主立宪制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战胜其他挑战，这就要求灵活运用法律和武力。

法是人类所特有的，武力属于兽性的，因为法有缺陷，君主必须同时借助武力——他要像狐狸识别陷阱的能力，又像狮子使豺狼害怕的能力。君主立宪制若不能兼具强权与狡诈的特点，就不能驾驭群臣，也不能消灭封建主，统一意大利。

在政治中，道德是第二位的。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君主的统治工具是法律和武力，而不是道德，因为他要统治的对象是凶残的豺狼和恶毒的人，而道德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

在《备内篇》中，韩非子说，君王的周围都是敌人，他的妻子受宠爱会顺从，被冷落会妒忌；他的儿子盼望他早点死以继位；他的臣子则夜以继日地窥视他，渴望更多的权力。所以，朝野上下，就利益关系而言，多数人死于君主之手。这里并没有说人性有多坏，而是由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所决定。人们说，“安利者为之，祸害者为之。这个人的感情也是一样的，这种“权势”总是利用人的感情，诱使他们去弑杀君主。假如君主放弃法律和武力，只求道义，那就不能实现自我保障。

对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当谈到君主是被爱戴，还是被畏惧，这一点很好，但是，如果不能选择一个，那么与其被爱戴，还不如被畏畏缩缩，因为畏畏缩缩由于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今天爱你的人，明天很有可能成为杀人犯；而今天害怕你的人，将不能伤害你半点。关于人类的邪恶，马基雅维利说：

 

人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忘恩负义，心地善良，虚伪，虚伪，逃避危险，追求利益。

若要受人爱戴，就必须始终给予人恩惠，但谁也不能保证恩惠可以持续，一旦恩惠中断，爱你的人便会立刻翻过身来，然后忘恩负义，投靠敌人；畏惧则不然，只要心中有恐惧，人们就不会轻易选择背叛。

被爱就是美德，被恐惧就是被法律和暴力所吓倒。政治科学研究的是如何用法律和武力来维持统治，而非用道德来打动人心。

 

什么是政治科学的原则？

对于一个城邦来说，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首先要谈到的是原则问题。总体上讲，这是一种城邦的集体利益，利益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热衷功利的人关心当下的紧迫问题，注重道德的人关注长远的利益。政治科学把利益作为普遍原则。

但是当利益和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比如白起为了秦国的利益，在短期内埋伏了四十万降卒，解决了当前的隐患，在长期内又大大削弱了敌国的力量，避免了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大规模伤亡。白起对秦国来说，既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也是无懈可击的；但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他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坑杀放下武器的俘虏，实为反人类。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他认为降军可能反叛，所以没有证据就杀了人，太轻率了。白起自杀前也忏悔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十几万，我诈得尽坑之，足可杀之。”

在政治上，面对道德和利益的矛盾，马基雅维利认为应该尽量少做不义之事，但在现实需要面前，绝不能为了道德而放弃利益。在处理事情时，应该遵循“现实”，而非“应”，有时道德也是一种“应”。对白起来来说，接受赵军的投降和对俘虏的友好对待是“应该”。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这样，赵军被围困在长平已有四十六天，他们互相残害，彼此分食，秦人无法安置他们。而且赵人心存反叛，“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谁也不能保证善待俘虏不会被俘虏杀死。白起在这现实力量的压迫下，不愿冒这一险，只好下令坑杀降卒。即使换成马基雅维利，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不会像白起那样忏悔。由于他将政治原则视为“现实的力量”而非“道德的需要”，他说：

 

「谁若对一切事都发誓以仁慈自持，那他就会被毁掉。这是因为他身处于众多邪恶之人之中……如果不加以利用，就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那他也没必要为这些邪恶之人受到责备而感到不安。

就马基雅维利而言，不坑杀赵卒，必遭其反杀，因为人性本恶，我们只能做不道德的选择。

政治科学以权力而非道德为基础。

 

他说：“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脱离了道德，而以权力为法律的基础，从而使政治科学的基础从道德转向了权力。

“君主论”认为，道德处于次要地位，权力成为原则，当道德和权力发生冲突时，总是要维护权力而放弃道德。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视为一种反道德的理论，一种玩弄阴谋、搞权术的象征，而马基雅维利自己则被称为“现代邪恶的导师，政治权术的化身”。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里，有个专门挑拨婚姻的坏蛋，叫伊阿古，原型是马基雅。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并不反对道德，他认为君主不应该做坏事，以免被人憎恨，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不会有道德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他只是简单地将道德原则从至高无上移开，更加强调权力原则的重要性。

第二，马基雅维利与法家不同，他是基于现实的力量来确认君主制的意义，认为只有强大的君主才能使意大利摆脱分裂的蛮族统治。那是现实的需要，但并非他的理想，他更认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

就在写《君主论》的同时，他还写了《论李维罗马史》，以纪念古罗马的共和体制，提倡“政治权威来自人民的同意”，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假如《君主论》是以现实为依据的，那么《论李维罗马史》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追求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