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家的历史责任

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化学家，在发扬化学文化的自由探索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过程中，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愿意为化学自身的目标作出努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又不得不经常被迫放弃相对于雇佣他们的组织的道德独立性；他们期望化学的成就只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后者却不可避免地同时带来许多弊端。早在一个世纪前，安全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就曾经对作为文明产物的炸药的杀人威力所震惊，深受发展科学和社会责任之间的价值分裂之苦。居里夫人在发现铀裂变的链式反应后，也对继续研究是否违背社会道德进行过痛苦的思考。令人欣慰的是，化学家已经意识到那些妨碍科学发展的因素，并开始探索打破它的途径。这也是整个科学界出现的普遍趋势。科学家们一致要求让科学发展并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相反。他们要求社会的宽容气氛，摒弃歧视、压迫和战争。1955年，52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精英联合发表《迈瑙宣言》，重申科学家的使命和责任，呼吁所有国家“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中的极端手段。”②另外，科学家正在有意识地站在领导社会发展的前沿，努力寻找一种使权力移交到科学界和专家阶层手里的途径，并培养科学家适应这种权力的能力。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60 年前美国化学家李特尔（A.D.Little）关于“没有权力的科学知识”和“没有知识的政治权力”的境况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①因此，他们注重对社会和经济情况进行精确的调查，对技术问题制订计划，对现行军政规划提出批评，随时戳穿任何脱胎于“科学理论”诸如“基因优劣论”之类的奇谈怪论，并使政治活动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是得不到科学的支持和宽容的。的确，科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承担了过去无法设想的、巨大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正如70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在1958年第三次帕格沃希代表会议上指出的那样，“科学家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使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性，并能清楚地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远景。他们在这方面对解决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权力，同时肩负特殊的责任。”②在中国，科学家一直是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心使他们常常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仗义执言，分陈利弊，为正确导引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竭尽心力。在化学化工、农业、能源、冶金等方面，化学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如叶渚沛50年代至 70年代对苏联专家建议和化工规划的批评）在国家的总体决策中，常常产生了重要后果。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科学和社会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