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京城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难度＂年关＂(3)

    这些学校这一次遭遇的困难，是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中国地质大学的志愿者易国强在打工子弟校做志愿者时，觉得这里“条件比我们农村老家的小学还要差”。另一位来自外企的志愿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几乎认为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墙面甚至都不平，讲台就是用水泥砌了个台，黑板只是涂了几层黑漆”。

    在一堂名为“我们的城市”的课上，胡搏发现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一顿麦当劳，但她同时也发现，“这里的学生看上去挺快乐”。

    这些孩子的父母从各地来，在北京城里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做装修工人、计时工，或者以卖煎饼、捡废品为生。在文德学校，许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栏中就填写着“奶西市场”。在这片平房中，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个“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必须因为学生的特殊情况而将学校改变得更适合他们。在北皋实验学校，因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学生可以在老师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点半，校长李俊山总是担心“他们回到家一撂下书包就去黑网吧”。

    在文德学校，崔克忠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们常常搬家，这里的孩子流动得太快，“能在这念3个学期就算时间长了”。易国强也发现，每一次在这里做志愿者，“总有一些过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见了”。

    但这个校长还是要求老师们时常进行家访，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样”。他们为一个男孩免掉学费，因为他直到六年级“几乎没穿过新衣服”，常常穿吊脚裤，甚至是妈妈的女式毛衣。这个男孩现在在这所学校里读他的“第二个六年级”，因为家里担负不起他上初中的费用，于是就恳求校方让孩子在这里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师总是记挂着另一个女学生。据说，她的父亲好逸恶劳，女儿13岁的时候，就想给她“说人家，拿彩礼钱”。为了保护这个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里住了一整个学年。没想到，假期时，女孩回到爸爸家里，就再也没了消息。最后祝欣听说“她才16岁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

    “我们投入越多，就越伤心。”崔校长站在校门外望着自己的学校。2009年9月，他刚刚将这里重新装修一番，教室外的墙上涂着孩子们喜欢的红色、黄色和蓝色。

    可是现在，柳树的树枝已经被砍光，孩子们再也不可能在夏天里坐在柳树下读书了。本来崔克忠还想多盖几间教室，但校园西侧刚刚搭建的钢筋也已经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队的一位指挥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里要全封起来，盖三层楼。”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谁雇用。

    “看到你们这里，我心凉了大半截。”北皋实验学校校长李俊山看到文德学校的现状后说。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锁，而是崔各庄乡政府下达的《关于提前做好拆迁腾退中停止办学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范围内的非住宅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结束”。

    这位开办了两所学校的校长常常说：“咱不关心国家大事，咱也关心不了。”但这一次，“大事”将渺小的个人遮蔽了。鲜艳的红色条幅挂在了实验学校的院墙上，“响应腾退政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