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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行走学校以暴力“教学” 惩戒方式残忍多样

  • 日期:2021-06-20 15:14
  • 来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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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穿迷彩服的人就下意识地捂眼睛,这是北京男孩小弈(化名)现在的心理障碍。5月16日从重庆回北京后,他的心理障碍慢慢显现出来。

  这种心理障碍产生于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行走学校专收难管教的孩子,让他们“重归正道”。“惩戒”是这类行走学校的特殊教育手段。不过,大东方行走学校的惩戒方式有些特殊———在校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小弈频遭教官殴打,他的一些同学也受到“同等待遇”。打人的教官都穿迷彩服。

重庆行走学校以暴力“教学”惩戒方式残忍多样

  4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北京亚运村附近,冯秋菊接到电线岁儿子小弈服用了高锰酸钾(外用药,内服会烧伤食道),正在医院抢救。

  在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镇鹿山村,有一座大东方行走学校。今年3月1日,小弈被送到这里。冯秋菊希望难管教的儿子在这里能变得听话。

  在冯秋菊得到坏消息的2个多小时之前,在千里外的重庆,行走学校综合楼二楼207宿舍内,小弈向室友小波(化名)索要他用于治疮的高锰酸钾,遭到拒绝。

  突然,小弈冲到厕所口吐紫色液体。之后,他又在宿舍内吐了带血色的液体。一名室友赶紧扶小弈到一楼找大夫。

  当天下午4点多,冯秋菊从北京赶到重庆西南医院。见到小弈上唇和下颌缝针共七八厘米,脸上血迹斑斑,右手骨折,这位40多岁的母亲十分难过。

  令她生疑的是,小弈右臂上还有一道约10厘米长的伤痕,已结痂,显然不是坠楼引起的。冯秋菊还发现,小弈的双肩、胸部、腿部都有旧伤。

  不过,在行走学校校长陈华看来,小弈吃下高锰酸钾属于误服。此前一天晚上,腰疼的小弈和一名胃疼的室友已吃下一片高锰酸钾,小弈说吃了可以止疼,第二天早上起来没事。小弈就又吃了4颗。

  当晚,警方对小弈进行了简单询问。冯秋菊这才慢慢知道,小弈在学校被教官多次殴打,第一次被打就在入学的当天。

  小弈回忆,当天刚见面,教官问他是否很调皮,他反问:“你这么大的时候不调皮吗?”教官不由分说就打他的头部、上身,打了约10分钟。

  教官打完以后,又让宿舍的一位室友打他约10分钟。事后这名室友对小弈说,如果他当时不按教官的意思办,他就会遭到教官殴打。

  “小弈被打的时候,他爸爸可能还没办完入学手续。”冯秋菊说。听到小弈在大东方行走学校的遭遇,冯秋菊一度昏过去。

  4月28日上午,冯秋菊接到同在行走学校培训的北京男孩小雨(化名)父亲的电话。小雨父亲说,赶紧去接孩子,学校教官打人,他已把小雨接出来了,小弈让小雨带了求助的条子出来。

  据冯秋菊等回忆,早在3月底的时候,曾有一位心理教师打电话向家长暗示学生被打,但未引起家长们重视。

  那位心理教师说,在一次课上她让学生写出自己近期的愿望。60多个纸条收上来后,她发现很多纸条都在说自己在学校被打的事情,并留下了家长的电话,希望能通过老师求助。这位老师还亲眼看到一名学生背上留下了横七竖八的伤痕。

  接到心理教师电话的冯秋菊等家长,将信将疑,他们怀疑是孩子吃不了苦而策划的苦肉计。第二天家长们打电话给学校,校方说孩子们都很好,他们也就相信了。

  直到小弈出事、小雨被接回,家长们才发现,学校不仅存在殴打学生的事,而且一些教官的惩戒手法十分残忍。

  据小弈、小月(化名,另一名曾在行走学校的北京男生)、小雨等学生讲述,他们的教官经常用来对付学生的工具有皮带、电线、竹戒尺等。

  小弈说,一次他不服管教骂了一名陈姓教官,然后有几名教官踢他、用皮带抽他,他的肩、胸、臂都有部位被打破,然后教官往他伤口上撒盐。

  小雨印象最深的惩罚发生在站军姿时。当时他有点偷懒,教官在背后推了一拳,他没站住。教官说推你一下你还躲,于是用力踹了他一脚。小雨说他当时就觉得不舒服,到厕所后开始呕吐,还吐了血。

  在小月的记忆里,3月18日是最黑暗的一天。重庆行走学校以暴力“教学” 惩戒方式残忍多样关于数学老师的好的教学方法当天他跟3名同学抽烟被发现,教官先罚他们俯卧并用皮带抽打,打断了3根皮带后换戒尺、塑料警棍继续打。

  教官给了小月5根烟,小月说,他至少吞下去一根。5根烟的过滤嘴事先被取下,回到宿舍后,教官命令他们把烟嘴泡在水里10分钟,然后喝下去。出于对挨打的恐惧,他们照办了。

  小弈等坚称,几乎每个学生都被教官打过,教官有时还让学生打学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官和一名校方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说法。

  知情人士称,曾有学生的屁股被教官用戒尺打破。一名有监狱管理背景的教官,还将一些折磨犯人的办法带到了学校。这些办法包括:风火轮(用卫生纸将手指缠住然后用火点燃)、清凉烟(用卫生纸把牙膏包起来吃)、朝拜(身体不许有任何防护措施,向前扑倒)等等。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样的惩罚确实太残忍了。”这名知情人士说,当时十二三个教官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官打学生打得挺狠的,剩下的教官完全不打也不可能。经常被打的学生是最不听话、最难管的一批。

  仍在学校的18岁的小波说,他相对自制力强,跟教官冲突少,3月18日入校至今只被打不超过10次。像他这样的学生还有一些。

  4月中旬,小弈通过一个谎言制造了事端后,一次集体逃跑拉开了序幕。当时,他故意引发“教官头子”赖飞踹了张副校长的办公室大门。

  此事惊动了校长陈华,小弈由此反映自己被打的事。不过由于有教官在场,他没敢说太多。小弈、小波等人都称,4月16日以后,教官打人的情况有所好转。

  此时,赖飞因一些事情被迫走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赖飞走后不甘心,希望学校出点事,于是策动仍在学校的教官朋友,利用学生普遍想走的心理,密谋学生集体逃跑。

  小波说,当时的另一个情况是,走了几位教官后,又马上招来一批新教官,很多学生都害怕这些教官会像以前一样狠。被打怕的学生都想借此机会逃走。

  大家约定的日子是4月21日,下午吃完晚饭后掀桌子就跑。多个消息源证实,当时学生们铁下心来要逃走,为了应对可能的武斗,他们甚至提前藏好了碎玻璃、刀片、棍棒等。

  不过,集体逃跑的预谋似乎走漏了风声。4月21日中午,校方例外地搜查学生宿舍,发现了各种器械。集体逃跑因此落败。

  这一天,学生们都很郁闷,除了小雨和小月。此前一天,他俩说服了一名心理老师借手机打电线日紧急飞到重庆将他们接走了。

  小雨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包括小弈在内的数位同学的求助纸条。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到小弈的父母。

  据小波讲,小弈出事后,学校基本没有教官打人了,学生们心情趋于平静。不过,打人事件让行走学校笼罩着阴影。

  对于打人事件,大东方行走学校校长陈华认为自己有失察和管理不善的责任。他说,他并没让教官殴打学生。在出事以前,他对教官殴打学生的事了解很少。“如果我叫教官打人,那三个月隔离期一过,父母见到孩子后,打人的事总会败露的呀。”

  陈华说,办学之初,他赋予教官副队长赖飞(无正队长)很大权力,包括可直接开除教官等。但赖飞陆续骗取多名学生家长的钱,怕事情败露,一直对教官和学生保持高压。他说是赖飞一手遮天,导致真实的情况他无法了解。

  不过,多个消息源证实,陈华曾说过对学生可适当打骂。对于“适当”界限,陈华承认他的认识也很模糊,“仍在探索阶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官说,教官多是学历不高的,不具备教育学生的能力,只能暴力相向,也是发生打人事件的重要因素。

  6月4日,重庆市渝北区教委成职教科陈科长表示,大东方行走学校在管理上存在问题。该校起初说办文化补习学校,后来办成行走学校,但里面也有文化补习成分,不算违规。陈科长说,他们也曾希望借此进行“择差教育”的探索,不过“探索失败了”。

  陈科长透露,不会取消大东方行走学校的办学资格,但已禁止学校在5月20日以后再招生,对已招学员按合同培训完毕,以后不得再进行此类办学。

  “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批准行走学校的办学。”陈科长称,他们发现“择差教育”是一门更难办的教育方式。

  在遥远地方过段苦日子,在阳光下千里行走,看看贫困山区的孩子,从而最终感悟变得听话、上进,这是北京母亲冯秋菊将儿子小弈送到大东方行走学校之前的梦想。

  如今在她看来:行走学校又似乎成为一剂“毒药”。不过,离开了行走学校,小弈该何去何从呢?冯秋菊依然很迷茫。

  在小弈眼里,他出事后,母亲最大的变化是开始给他做饭,尽管几乎每顿都吃西红柿鸡蛋面。以前,小弈的母亲冯秋菊不会做饭。

  冯秋菊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忏悔。在她看来,自己的过失除了把小弈送到重庆去受到粗暴殴打外,还有当初骗了小弈。

  冯秋菊和丈夫分居后身处两地,但他们最发愁的仍是小弈。他们希望小弈变得听话、上进,但破裂的婚姻和繁重的工作似乎成了他们教育儿子的障碍。

  2007年春节期间,小弈回父亲的老家贵阳,一度拿着200元钱出去上网两夜不归。父亲无奈之下报警,最后在网吧里发现他。

  夜不归宿,这让冯秋菊和丈夫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了。于是,他们骗小弈,让他跟父亲到重庆出诊。小弈欣然接受,不想却被送进行走学校。

  小弈1993 年7月生于北京。两岁半时,父母分居,他被父亲抚养。这使小弈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关照,他上的幼儿园就是全托。

  2000年,小弈到妈妈身边,进入公立小学上学,但只上到三年级。冯秋菊说,他经常违反课堂纪律,她多次教育无效,只得把小弈送回父亲身边。

  随后,父亲将小弈送到了一所私立的寄宿学校学习,但小弈经常看电视却不做作业,经常引发老师批评,还曾在和老师的争吵中辱骂老师。冯秋菊到学校后发现,小弈和老师相互有成见。

  这样,小弈第二次转学。他被安排到一所公立学校后,迷上了电脑游戏。冯秋菊说,她干涉他玩游戏,小弈不听。一次,她打他一下,遭小弈反踢两脚。

  无力管教小弈,冯秋菊在2006年春节将小弈送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深圳。深圳学校的课程比北京难,小弈跟不上就开始厌学逃学,直至偷钱买漫画书、打游戏。父亲一气之下又将小弈送回北京。

  小弈进入他的第五所小学,最终在这里小学毕业。2006年9月,小弈进入一所民办中学,他爱说话、搞小动作、不写作业的老毛病让校方很头疼。10月底,小弈退学,并被送往深圳跟父亲学中医。

  头两个月,小弈表现不错,但后来就不去门诊,成天躲在家里看电视。父亲管教不听,一生气就想打小弈,他就扬言要跳楼,直到2007年春节小弈上网不归。

  冯秋菊承认,破裂的家庭和忙碌的工作,让她未完全尽责地教育小弈。不过,此时,冯秋菊和丈夫发现,他们和普通学校都已经再无力教好小弈了。

  在冯秋菊看来,2007年3月以前,对小弈的教育状况,就像治病用过了所有的“正方”后都没有效果。这样,冯秋菊开始寻求“偏方”。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网上寻找,冯秋菊发现,治问题少年的“偏方”极少。唯一被她发现的是行走学校。

  行走学校源于江苏人徐向阳创办的教育工作室。徐向阳把自己的差生儿子教好以后,创办了这个工作室,又成功地将几百名差生教好。其基本模式是对学生进行体能训练后进行千里行走,于是被称为行走学校。

  由于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买下了搜索网站百度的竞价排名,冯秋菊在百度输入“行走学校”后,第一个能看到的就是这所学校。

  冯秋菊继而看到,这所学校有重庆市渝北区教委颁发的办学许可。她在电话咨询后了解到,学校的安排里有她想要的艰苦生活、去贫苦地区行走感受农村和城市的反差,还有心理教师和法制教师的辅导。

  在行走学校的发源地徐向阳工作室里,适当惩戒是教育手段的一种,用的是戒尺。这一点几乎被所有行走学校效仿,曾去考察的大东方行走学校校长陈华也不例外。

  适当惩戒,在冯秋菊看来是允许的。用戒尺拍两下、面壁思过、罚一顿饭不吃,都在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惩戒不能作为唯一的教育手段,更不能将孩子往死里打。”冯秋菊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教官会那样的痛打小弈。

  小弈在行走学校的一名同学说,关于数学老师的好的教学方法除了打,教官其实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教官打过以后,学生收敛一点,显得听话了,好像达到了来行走学校变听话的效果。

  对惩戒,陈华最真实的看法是,如果把孩子打好了,家长肯定什么都不会计较,还会说好;如果没打好,家长肯定觉得拿戒尺也是不可以的。出现打人事件后,冯秋菊怀疑的不仅是“适当惩戒”,而是整个“行走学校”。

  现在,冯秋菊想通过各种办法阻止大东方行走学校继续办学。和她态度截然不同,陈华担心的是可能中止的行走学校事业,以及背后丰厚的利润。他说,打人事件可能会影响整个行走学校行业。

  这确实是几乎天天困扰冯秋菊的事情,她现在很茫然,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小弈才好。不过,冯秋菊和小弈父亲正打算为小弈多做些事情,她打算和小弈父亲结束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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