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外来人口子女心里埋下仇恨

   “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是一首旋律优美的老歌，但让我想起这首歌的，却是有些严酷的现实：《法制晚报》4月12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5位学者对北京415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230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12倍！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尚秀云为此提供了一个支持数据：“现在外地来京的未成年人触犯法律的已占到我们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而北京现有户籍人口1100万，外来常住人口则在400万左右。

　　5位学者把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以下三点：环境多变不容易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自我评价；既非城市原居民也非正式居民使其与城市的融合出现困难；父母工作强度大但收入低，影响其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

　　我认为这样的归因比较流于浅层和表象，倒是长期从事打工子弟教育的一线教师比较了解真相———北京行知实验学校，即原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李素梅告诉记者，很多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是由于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的。“很多在这里上学的初中生毕业之后无法继续读高中。想要继续学习就要回老家，而这又是他们不愿意的。”据悉，该校已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到学校与他们沟通，着手解决打工子弟的心理障碍。但我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任何效果。即使有效，也是短暂的。因为对于打工子弟，不，对于所有“外来人口”中的初中生群体，几乎都面临一个同样的两难选择：留下来读高中，今后又不能在本地参加高考，到时再回原籍高考，由于教材等方面都不一样，考起来肯定要吃亏；回原籍读高中，势必要离开父母，离开他们熟悉而且习惯了的城市。两者都不是他们愿意的。十一二岁的小小年纪，就被迫面临这样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有多少人能够对自己信心满怀？

　　可以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城市绝大多数跨省流动的“外来人口”子女，特别是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低的外来人口子女，或迟或早都将面临同样的“前途渺茫”的自我暗示，同时也面临双重的“融合难题”：一是现实中无法及时融入城市，主要原因是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即户籍身份的不认同及各项社会保障的缺失等；二是未来无法积极地参与平等竞争，主要表现为无法平等地参与当地高考及公务员录用等。这样的自我暗示，毫无疑问，带给他们的，对内，是自暴自弃；对外，则是敌视和仇恨。

　　我想起了知名旅美作家林达写到的改变美国公共教育的“科尔曼报告”：1964年，美国国会在《民权法》第四条中提出，要对公共教育各个层次作出专门的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族群的平等教育机会问题，以便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调查任务落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身上。1966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该报告后来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报告之一，简称“科尔曼报告”。报告指出，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和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得那么大。造成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根本在于他们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而影响这种自信的原因，不在他们自身，而在社会。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但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1.5％是黑人，而黑人占人口比例接近13％。科尔曼报告使教育平等问题被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向弱势人群倾斜，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用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并被称为“为了平等的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