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教育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书桌、书架和床以外，唯一的炊具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提来一筐鸡蛋，说是让我补补身子。可我怎 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了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 那时年轻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医生不得不决定让我住院治疗休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做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 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

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也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

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

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

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对她们说：“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得着急！”

“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

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

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 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1）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

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

我一看表：已近十二点。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好用自行车送她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与此同时，也许是痛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声几乎没有了。走了一段路，我又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走了大约10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和朱建英一直在病房里守候着周慧。到后半夜，她昏沉沉地睡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母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和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其实，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1987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90级（1）班学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趁我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类似这样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1986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 密 行 动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

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

“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

“好倒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一阵叹息。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合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

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12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地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地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之前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让杨毅陪他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假便提前离开了。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便带领我们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

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它病房的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旁边一间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低地埋着头。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

等他的背影远了，我们才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时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瓦屋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起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成都玉林中学高95级（l）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有时是包饺子，有时是煮火锅，有时也正儿八经地做饭吃……我和学生一起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超负荷工作，我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时，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生活的“班级风采录”。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填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近乎玩命儿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里程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

您的高95级（1）班全体“儿女”

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在心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