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过程的自发性

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化学的过程带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尽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甚至有的帝王本人也支持西学，乐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然而却始终未能构成一种国策，形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和自觉的行动，带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较为开明的康熙帝而论，虽然他很重视西学，请西人进宫讲授科学知识，甚至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①，组织中西合作编著《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等科学书籍，以及颁行《康熙永年历》等，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总体说来这还只是康熙帝或其他少数上层人士的个人爱好与行动，还未能形成一种国策，只能产生极其有限的成果。例如康熙帝还是依旧沿用八股文取士制度和残暴的文字狱作法，而不顾及是否影响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当开放引进危及他的统治时则主张“海禁”，宣布汉人出洋是“自弃王化”而“一律杀头”。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严重影响了中国同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与此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把开放作为一种立国之策，强调要“求知识于世界”，并以“誓文诏书”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为臣民上下整个社会的意识，从而能够比较彻底和自觉地执行开放政策，取得有效结果。传播过程自发性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传播的曲折性。
     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说来，由于主张引进西学的还只限于少数个人行动，而整个统治阶层还仍然为那种“宁肯使中夏无好历法（包括科学），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保守思想所笼罩，一旦时机成熟，保守派就会发起攻击而使引进西方科学之策受挫。例如当清朝顺治帝去世后不久，保守势力就对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有功而受到重用的西人汤若望发起攻击而使他险些丧命。又如清光绪帝虽然接受了维新派的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图强，而整个统治阶层的主导意识仍是具有浓厚的保守性，从而能够较易为慈禧太后所推翻，结果是光绪帝被擒，维新派亡命。相反，日本明治维新后已把开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列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国策，从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击退保守势力的攻击，减少引进的反复性、曲折性，取得有效结果。自发性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引进的消极性。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如果缺乏自觉的组织和领导，而仅仅依靠自发活动是难以迅速发展的。特别是对于已经具有几千年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以为只有中国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对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具有着抵制、排斥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思想如不能有效地加以扭转，仅仅依靠自发引进的科技“种子”也就难以更快开花结果。与此相反，日本在这方面的阻力就小，不仅是由于已把“开放”立为国策，而且也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高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吸收中国文化为己用，对外来文化无异端感、抵触感和消极感，并能与本国实际加以融合与创造，从而能有效发展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