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有没有会晤过菩提达摩？
据一些古籍所载, 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 (今江苏南京) 会见过菩提达摩, 请教｀造寺度人, 写经铸像, 有何功德＇? 达摩答道: ｀并无功德＇, ｀此有为之善, 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 不快而别 (见《历代法宝记》) ．由於达摩祥法以｀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为特征, 故对达摩生平缺乏记载, 又因后来禅宗内部派系纷争, 各自渲染、夸张始祖事迹, 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之章, 所以, 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 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议, 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 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
一种观点认为, 历史上并无此事．该派学者有胡适、汤用彤, 台湾的刘汝霖、印顺, 日本的佐佐木宪德、字井、镰田茂雄等人．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 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 达摩｀初达宋境南越＇, 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 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 (公元４７９ 年) 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 达摩约於公元４７０ 年左右来华, 在华生活约５０ 年之久, 萧齐初期 (公元４８５年至４９０ 年间) 已在北方传道, 此时梁朝还未建立, 从时间上来看, 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 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 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期间．《洛阳伽蓝记》记有公元５２６ 年, 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 此后又历遭兵灾, 至公元５３４ 年毁於大火, 故全盛期在公元５１６ 年至５２６ 年间, 达摩谒寺约在公元５２０年左右, 以此否定达摩於公元５２６ 年左右来华的另一种观点；《续高僧传》和唐朝净党的《楞伽师资记》为叙述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 其中均未见有粱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从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中, 明显看出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上有｀演变的痕迹＇, 《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 因此, 认为这次晤谈的文字｀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谬说＇, 是｀无稽的神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 历史上有过此事, 该派学者有冯友兰、张岱年、孙述析等人．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 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 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 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梁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公元５１９ 年止的名僧, 其中却未见达摩之名；《洛阳伽蓝记》中有关达摩惊叹永宁寺建筑精丽的言论说明他是初抵中华、为时未久的游僧, 不可能己在华生活了几十年, 永宁寺於公元５２６ 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 马上被修复, 兴盛期延续至公元５３４ 年才真正结束, 达摩於公元５２６ 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据《续高僧传释慧可传》和《楞伽师资记》载, 慧可在｀年登四十, 遇菩提达摩游化嵩洛, 可一见悦之, 奉以为师＇．这一年是公元５２６ 年, 因此, 达摩不可能於公元４７０ 年或４７９ 年的刘宋期间来华, 而是在公元５２６年前后取道广州, 经建康渡江入魏的, 从时间、路线上看, 会见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历代法宝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均有这次晤谈的记载, 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 它的可靠程度大於《传灯录》等书, 有可信成分；从对话内容上分析, 梁武帝笃信佛教, 一向注重延揽名僧, 不少外国高僧慕名而来, 受到他热情接待, 达摩来华, 他会不躬自迎接? 他以广建佛寺等｀有为之事＇以期积下大功德, 见了达摩, 自然要问於这类事｀有何功德＇? 达摩禅学的主旨是｀罪福并舍, 空有兼忘＇, 反对｀有为之善＇, 认为它｀并无功德＇, 故｀理不契机＇, 就此分手也是合情合理的；唐朝成书的《圆觉经大疏钞》和《师资众脉传》都载明, 梁武帝曾制《菩提达摩大师碑》、《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宝林传》、《传法正宗记》、《全六朝文·梁武帝文》等古籍中均收录有此碑文, 文中｀见之不见, 逢之不逢, 今之古之＇等语表达出梁武帝与达摩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悔恨心情．《神会录·达摩传》还载明, 此碑经七百年风雨侵蚀而逐渐磨灭, 元朝时由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撰叙, 於公元１３４７年重建, 立於嵩山少林寺．清景日珍的《说嵩》中也有《梁武帝达摩大师碑颂》．这些证据都说明历史上有过这次晤谈．
还有一派学者, 如任继愈、黄心川、林子青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看来, 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 学者们的笔墨官司还将是一场难以预测胜负的持久战．(杨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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