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逆过程开始出现。据统计，几乎4 000万（占全美国人口的 1/5）的美国人因变换工作及其它原因，每年至少搬家一次，而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图5－1），这就是所谓郊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的出现可追溯到30年代大危机时期。50 年代后，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们追求低密度的独立住宅，汽车的广泛使用，交通网络设施的现代化等原因，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
     70年代初，美国费城、底特律、克利夫兰、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诸城，新建住宅的80%分布在郊区。巴黎60年代后期共有320万个居住单元，其中200万个位于郊区。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引发了市区各类职能部门纷纷郊区化的连锁反应。首先迁往郊区的有商业服务部门。商业服务部门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人口的向外迁移，势必使商业服务部门随之外迁。加上50年代以来零售商业的现代化，超级市场、巨型市场、购物中心纷纷出现，它们占地面积大，兴建在地价便宜的郊区更适宜。如芝加哥市1950年的零售商业职工，73％分布在中心市区，郊区只占27％。到了1970年，这个比例已经各占一半了。
     在商业服务部门之后外迁的，是事务部门。各类事务机构历来是西方国家特大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由于事务部门需要同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使事务部门的向心性比商业部门还要强烈。但自70年代后，由于城市中心地价太高，上涨速度太快，迫使某些事务部门向郊区搬迁。另外，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部分地取代了事务机关面对面直接接洽的业务，使事务部门有可能脱离闹市区，进入郊区。在商业服务部门外迁的同时，工厂也向郊区迁移。现代工业越来越多地采用流水线作业，使占地面积增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中的土地成本上升，加上环境保护的压力，迫使工厂向郊区迁移。此外，卡车运输和公路系统的现代化，也为工厂在郊区集聚提供了便利条件。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这就是说，整个大都市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们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1961—1971年间，大伦敦人口减少0.8％，6个大都市人口减少1％；1971—1981年间，它们的人口又分别减少了10.1％和5.4％。在此期间，新城人口分别增加 28.5％和 21.2％，退休和度假城市人口增加 9％和 2.7％。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稍晚。根据美国30个最大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的人口统计，60年代有14个SMSA的中心城市人口出现下降，但有29个SMSA的总人口有所增长，表明美国当时正处于郊区城市化时期。
     70年代，有9个SMSA的人口出现下降，表明它们进入逆城市化时期，其中大多为东北部的老城市，如纽约、费城、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等。这些城市人口下降固然同中产阶级郊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老化造成人口向西部和南部的迁移。同期美国西部和南部的SMSA大都市保持人口增长，从而使30个SMSA的总人口增长6.5％。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美国东北部一些城市在80年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加上国内外移民的影响，1980—1984年间，就有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出现了所谓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与此类似，英国大伦敦的人口在连续30多年下降后，于1985年起开始微弱增长，也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
     根据发达国家一些城市人口增长的周期变动，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周期理论，即由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变质阶段构成大都市区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