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2)

但是，每当矿矿找到斯达奇的时候，往往弟弟正在抓着哥哥“过瘾”。如果按我们中国孩子的思维，哥哥的朋友一来，弟弟就该理所当然地“礼让”了。但是我发现, 每逢矿矿找斯达奇打球，这两个大孩子并不是简单地把弟弟赶下场，而是由两个大孩子中的一个(多数是由矿矿)出面，打败弟弟。然后，他们俩才能痛快地“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后来，我问矿矿为什么要这么做, 矿矿说：“怎么能随便把人赶走呢？要‘赶’就得按游戏规则办，把他打败。”

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想问题的。弟弟妹妹就是弟弟妹妹，是一个要绝对服从哥哥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叫走开就得赶快走开，哪有什么打三个球决胜负的？

玩耍、游戏、体育运动，都牵涉到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哀叹市风日下，道德滑坡，感叹不知从何处入手进行道德教育时，从儿童时代的玩耍游戏中培养道德，对重建道德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渠道.

道德情感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小时候的“玩耍”开始，就要注意培养尊重他人的道德。只有尊重他人，才会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也才会在社会上形成道德的良性循环。

在“玩”中启蒙道德，养成道德的问题上，有两个误区或说陷井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以为道德就是严肃的说教，以为道德与“玩耍”无缘。

在西方，一说起道德，就让人想起肃穆的教堂，想起道貌岸然的神父，想起苦口婆心的传教士，想起深不可测的牧师……

在中国，说到道德，让人想起孔子，孟子……难怪，西方人把“儒家”，叫作“儒教”。

道德总让人觉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因为，人们总以为道德是通过道貌岸然的说教建立起来的。其实,道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语言。但，许多人却一定要给道德披上说教的外衣。让人以为道德就是说教，弄得道德很高尚，像个板着面孔的老先生。

“玩”曾经与资产阶级情调，与“玩物丧志”什么的搭上了界。这样一来，“玩”就当然与崇高的，一本正经的“道德”沾不上边了。

如今，虽然已不太可能给“玩”戴上什么帽子，但“玩”仍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儿戏”。所以，“玩”还是不太容易与道德挨上边。

如何在“玩”中启蒙道德？如何在“玩”中体现道德？如何在“玩”中培养道德？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常常过分地强调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的“意义”。或者说，过于注意把孩子的“玩耍”、游戏和活动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两类。以为只有”有意义”的活动,才能对孩子起到教育作用。因此非常反对“无意义”的活动。

于是，郊游就要体现集体主义，春游就要体现“莺歌燕舞”的乐观主义，游览长城就更要体现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似乎只有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才能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这是对“玩”的一个误解。

<<中国青年>>上曾登过一篇退休老师写的文章“一个班主任的无奈和内疚”。

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老师对自己以往的教学行为的反思。她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一个很著名的风景点秋游，有个孩子想请假不去。理由是跟父母去过了，再去没意思。

当时，旁边有位老师很不客气地说：“什么没意思，集体活动必须参加！

这位退休老师说：“你和同学一起去过了吗？没有吧？那就去吧。”

那孩子脸上是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最后，还是参加了秋游。

这位老师反思：“我知道要求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的好处，也知道在集体活动的问题上批准任何一个孩子不参加，对其他同学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更知道大多数时候老师会用‘必须参加’来要求学生。然而我心底里隐隐地感到不公，因为这毕竟只是一项活动，学生有权利选择，尤其是当他们有合理理由的时候。我总也忘不了那个孩子那种表情，她仿佛告诉我，我一边利用权力强迫她一边还强辞夺理的可笑与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