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讲故事:和你在一起--我给妈妈画衣裳

　　我想，我一生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她给了我生命，也教我怎样做人。妈妈的一生非常坎坷，可她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一丝软弱。妈妈16岁从女中参加革命，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到了革命队伍里也要背负政治压力。比如入团、入党等等，都不能和出身好的同志相比。可妈妈从不自卑，她说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而且要昂着头。1949年，妈妈正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学习，那年她最高兴的事，就是参加了开国大典，她们的腰鼓队就在第一排，妈妈说，她清楚地看见了毛主席！

　　50年代，妈妈被打成了右派，连降三级，后来就到东风铁矿去劳动改造。打成右派时她才二十五岁。再后来，1960年秋天，我就病了。那时，妈妈每天都要背我去医院。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妈妈抱着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听医生说我的病情，我靠在妈妈胸前，能感到她在微微发抖。妈妈后来说，那天她不是害怕，而是心疼我，她怕我动手术。可我还是做了手术。妈妈每天去医院照看我，都带一个竹子壳暖水瓶，里面是小米地瓜稀饭，这是那个年代家里最好的营养品了。为了给我治病，爸爸妈妈借了他们同事的很多钱。为了还债，妈妈把她的手表都卖了。我知道了就忍不住难过，就忍不住流泪。可妈妈却说，你的病好了，我和爸爸就高兴了。

　　我的病没能治好，尽管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很多医院，花了很多钱。家里已经四壁空空了。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妈妈也因为出身和右派问题受到更大的冲击。几年后我跟着爸爸妈妈到了鲁西农村。开始，在那透风漏雨的破土房里，我真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下去。那年冬天，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在家，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大地，我感到很怅惘。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屋里冻得像冰窖，除了咸菜，我们几乎没有菜吃。记不清多少次，我总是偷偷抹眼泪，我不是为自己伤心，而是为父母，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啊，可为什么被流放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啊！可我从不让妈妈看见我伤心，而妈妈更不让我看见她有一丝失望，我也从没有听见她抱怨过什么，她那时最喜欢说“将来”这两个字，比如，将来这里有了电就好了，将来这里通汽车就好了。

　　夜晚，在昏黄的小油灯下，妈妈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很多往事。(我们已经买不起鞋了，更买不起棉鞋，妈妈自己做了很多鞋，我的鞋则是我自己做的)她给我讲，她小时候姥姥为了躲开日本鬼子，怎么带着她逃跑，也讲她中学时代的事，回忆她涂着口红的女老师，还有她那群各种情调的女同学。她讲得更多的还是她在文工团的事，她和战友们怎么到火车上给志愿军演出，在演话剧《第二战场后方》的时候，为了扮演英国人，她怎么和女战友用阿莫尼亚染黄了头发。还有，就是她多少次说过见到了毛主席。妈妈还给我讲她读过的书，而我那时正没有书可读。她给我讲张恨水的小说，巴金的小说，冰心的散文，郭沫若的话剧，徐志摩的诗歌。她还常常给我讲她喜欢的林巧稚大夫。透过橘黄色的灯光，我长久地看着妈妈，她低着头，认真地纳着鞋底，她的表情淡定沉静。她说话缓缓的，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让我全然忘了自己的伤感，觉得只要和妈妈在一起，不管生活多么苦，都是温暖的。

　　此前，我几乎没见过妈妈穿新衣裳，我得病之后，她就总穿中式罩衫，那都是她自己做的。我一直盼望妈妈能有一件像我朋友的妈妈穿的制服，很洋气的那一种。可妈妈却从不做那样的衣服，春节她却尽量给我和妹妹做新衣服。让妈妈穿一件好看的衣服成了我心底的愿望。

　　1973年的春天，我们离开了农村。在小县城我开始学画画，不久，我就试着画素描。有一天，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给你画张像吧。妈妈很乐意当我的模特。她坐在那里几个小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微笑。那时，她依然穿着一件破旧的中式衣裳，可我却给她改了。在我的画里，妈妈穿着方格衬衣，外面是一件西装。只可惜，我那时刚学了几天，没有把想像的衣服画好，可妈妈看了却说，很好，真的很好，我终于穿上这么好看的外套了！那一刻，我的泪水流下来。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脆弱，我从不愿意让妈妈看见我的泪水啊。多年以后，韩国邀请我去访问，并参加我的长篇小说韩文版首发式，他们也邀请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一起去。在那里我第一次在商店为妈妈买了漂亮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