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际的脱节性

这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过程的又一个问题。早期的引进多属实用化学知识，而缺乏理论；中后期的引进又多属理论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验技术；更未能有效地同生产需要相结合，缺乏感性的认识基础和推动化学发展的动力，影响了化学的传播和发展。从化学教育的传播来说，由于缺乏实验的辅助而事倍功半。当时，我国第一所进行化学教育的“格致书院”，其条件已属上乘，然讲授之法亦多与教授四书五经之法相同，难以进行实验“亲躬尝试”，以致“味同嚼蜡”而“终成隔膜”。有的教师虽拟改善这种情况想尽可能地做些实验，然“书院所用器料，残缺不全，一切未能应手”①，从而收效甚微。即使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按照规定“中学堂以上的学校应有化学教室及实验仪器与药品的设备”，然而“实际情形是化学教室与一般教室并无二致”，且“多不遵照规定开设化学课程”。即使有些器材，“亦多系供教员示教实验之用”，学生并无机会参加，因此“化学教学虽有形式而实际空虚”②。至于在化学实验基础上开展化学研究，则就更难以实现。这样，对于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化学传播来说，也就自然难以取得迅速进展。相反，日本却有不同。他们在西方化学传入后不久，于 1862年就在东京西洋医学所附设了“舍密局”（化学馆），成为“日本学校设化学实验室之始”③。这就引导日本在引进西方化学的早期就能够理论与实验结合地传播，培养注意实验研究的风气，并一直保持至今，甚至强调“不配有实验的单纯化学理论研究，不能通过博士论文”①。这是使得日本化学家在20世纪初期能够取得天然物研究一系列成果的原因之一。
     从化学理论与生产的关系上看，近代中国引进的化学知识多停留在书本上，未能及时在生产中找到“用武之地”，而实际生产却又缺乏化学理论的指导。以 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为例，在创办以前并未运用化学理论和技术知识对铁矿石和煤炭进行必要的分析化验，以致在高炉即将开炉之前仍找不到合适的煤炭，而不得不到德国去购入数千吨。在筹办炼钢厂时，也在没有对大冶矿石进行分析化验之前，就盲目地从英国引进了酸性转炉设备，以致在刚安装好后又不得不拆掉，改建为碱性转炉②，劳民伤财，危害极大，既影响了生产，又难以依靠生产需要的推动促进化学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当时的化学知识也曾有限地应用在肥皂制造、造纸（1891年）和火柴工业（1894年）及化妆品等轻工业生产上，然而对于推动整个化学发展来说还是远为不足的。与此相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857年就建立了煤干馏工业，广泛应用了西方化学知识。到 1903年池田菊苗发明的“味素”以及随之投入的工业生产和“味化学派”的形成，则更促进理论探索、实验研究和工业生产三者的密切结合，等等，从而使日本很早就步入了化学发展的正常轨道。从广大群众的直接需要或接受基础来看，对于当时中国处于关闭自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来说，大多数民众还是文盲，除固守田园维持温饱外，对化学知识则一无所知，二无所求。除少数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还对化学感到好奇或初知其意外，广大群众以至知识界都还未深感化学之迫切需要。因此，尽管西方化学在中国传入很早，也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获得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