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之田林社区故事

　　阅读提示：每个党员的经历、能力、个性都会有各自的区别，但只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百姓就会认为他（她）是合格的。

　　说中国的巨变，上海的城乡到处都是沧桑正道、如歌诗篇。仅仅三十多年前，如今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柳州路和田林路的交界处还是一片田野风光。它离徐家汇只有3公里多的距离，当年却属于郊区的上海县（闵行区的前身）管辖。1983年8月，当时的上海县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县所属龙华乡、虹桥乡和漕河泾镇的部分地区组建成田林新村办事处，归漕河泾镇管辖。那时，我在长宁区的延安中学读高中；常和小伙伴一起在此地的田边桥下捕捉螺蛳、乌龟和小龙虾，还有威风常胜的黑羽蟋蟀。第二年，田林等地30.48平方公里划入徐汇区。1985年，汪道涵签发的上海市政府令批准同意建立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自此，这里成为当时上海市新辟的12个居民住宅小区之一，这片区域亦开始从乡野变成城市的一角。这年立秋，我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蟋蟀的原野。

　　再回田林，记得是1991年。这里高楼已经林立，黑羽蟋蟀和小伙伴一样都找不到了。之前，我还在淮海路和徐家汇度过了两年的惬意时光。当时，我是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是闻名海内外学术界的民国史研究权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最高领导李华兴教授。导师的父亲是上个世纪的同龄人，一个在上海参加早期工人运动的湖北籍海员；导师也就喜欢和我讲党史伟业、谈艰苦奋斗。那时，读研究生是有工资的；硕士生每月是106元。

　　而关于艰苦奋斗：我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宿舍安排在淮海中路（近思南路）的社科院大院内并不妥当；因为很容易形成逛街的习惯，他甚至提醒“这路以前叫霞飞路，是十里洋场里最声色犬马的地方”。至于历史所曾经长期所在的徐家汇传教士宿舍（现东方商厦、当年也与徐汇中学毗邻），导师也认为附近的商业网点已经开始“物欲横流”；记得一碗高档的面条要16元，占社会平均月工资的10%。大约是建党70周年前夕，历史所和我听课、讨论的主场搬迁到了柳州路一栋新式建筑的五楼和六楼，楼下是当年的新生事物超市；拐角对面则是初嫁少妇般的田林宾馆，一切都很新鲜。导师觉得此地远离尘嚣，可以“书香依旧”。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徐家汇搬迁到田林街道的临时栖身地，当时是惊动市政府的。泰斗级的历史学家和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虽然都服从市政动迁大局，但都明确强调历史所所藏历史文献的稀缺性和珍贵性。这些文献中，有建党之前我党领袖的最早著述、有租界当局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激进党派”活动的记录分析、有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的最初资料；以及早期上海小组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原件。我当时自告奋勇担任搬迁主力，实质上就想看看这些宝贝。

　　导师李华兴教授知道我的“图谋”后显得很高兴，在田林安顿下来后的第一堂讨论中，就和我畅谈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光辉思想。我拿着导师准备好的文献，就听见他在声情并茂地背诵索我理想之中华。此语出自李大钊1916年8月为《晨钟报》创刊号所写的“晨钟之使命”发刊词，距今整整一百年。我至今还记得导师在25年前的解读：“晨钟之使命”本意是希望中国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使命”，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导师还对我强调说：“索我理想之中华”，是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年自当努力参与！

　　这是1991年的春天，此后我完整地精读了建党前后的光辉文献。正好我也是导师的关门弟子，两年之后我则成为社科院在田林地区的第一个硕士毕业生。

　　超市楼上的历史所，是很简易的房子。我喜欢和导师谈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导师却常和我谈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和建国初的复旦大学，意思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关键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这个观点，后来给我戴博士帽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也多次强调过，他还特地加了个“大爱”的概念，意思是爱国、爱民、爱学校。但我总想：要是大师搬进大楼，岂不能够更好地“大爱”嘛！而本世纪初我时隔8年又回田林，就是因为有了大楼。先是一栋，坐落在柳州路弯弯的尽头、交接着中山西路；历史所自然没有拒绝大楼，和文学所、哲学所等人文类研究机构一起搬了进去，我读过的那些光辉文献从麻袋里解放了出来，有了体面的图书馆和世界各地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光顾。接班我导师的历史所所长是著名上海史权威熊月之教授，他曾经论证租界环境客观上为党的诞生和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个观点最初也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田林期间把上海史变成了一门显学，影响从日本、韩国波及到美国、法国以及犹太学术团体。

　　这栋楼硬件设施一流，适合举办一流学术交流活动，也代表上海接待过保加利亚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海外著名大学校长等贵宾。上海社科院分别和新民周刊、田林街道的精神文明结对共建协议，也是在这栋楼里签署的。很快又有了第二栋楼，就是研究生教学和宿舍楼。离我在柳州路超市楼上求学到如今，正好25年即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社科院研究生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生院。每年有400多硕士生和200余博士生在田林区域的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求学，规模是我读书时的十多倍。有一条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庙堂之外是社稷，我现在也有徒弟了，常带他们下社区、每每会有新发现。

　　如“两学一做”动员、密切干群关系、保护传统文化，在基层、在居委会都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说明，老百姓有自己的里弄式观察逻辑。我的调研就显示：去年刚刚“三十而立”的田林街道，是从田头村落逐步发展过来的新社区；居民区的名字最初就从田林一村排到了十四村，后来新造了条件更适宜居住的公寓，也分别叫新苑一村到七村、千鹤一村到五村等。

　　田林街道有22个居委会，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龙霞是我复旦大学的校友、学的是法语，和居民沟通时得用道地的上海闲话。她建议我先去“田林五六七”居委会看看，也就是说这个居委会服务着田林五村、六村和七村的居民们，生活区域就是田林路和柳州路。我一开始听“五六七”，就觉得小时候学音乐简谱、用上海闲话谐音记住的这三个数字是“扫垃圾”。一番了解下来，原来这个各方面工作都很先进的居委会，最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突破口就是“扫垃圾”！

　　居委会书记苏嵘，是上海当年建设新疆的知青后代；质朴的她没有什么“一号课题”之类的高大上话语系统，身体力行、不知疲倦，扫的“垃圾”多了、后面跟着的群众也多了；慢慢地垃圾没了、笑容多了。一旦生活的环境好了，老百姓就必定要歌唱。也因为在新疆的浸润，苏嵘能歌善舞；这是她和居民、包括新上海人打成一片的纽带，去年她成为上海市劳模。

　　在朝夕相处的居民眼里，大阿姐苏嵘就是“合格的员”。为了归属感和凝聚力，她组织了新上海人协会；为了摸清居民的各类需求，她跑遍了各个角落、每户家庭；为了互帮互助、关爱邻里，她和同事、志愿者们经常举办主题慈善活动。有居民知道我能写些诗词歌赋，提议我夸夸他们的好书记大阿姐，我就选用了苏嵘同志熟悉的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的曲调填词，希望他们以后能在传统佳节的联欢活动中演唱。歌词名叫“小巷书记”，内容如下：“五六七村书记叫苏嵘，热情又大方。一心一意为我们服务，从来都不知难。每天早出晚归，常常上门谈心，拼命地干工作在她的努力和影响下，我们小区多干净。新上海人小区献才艺，年年学雷锋。你要说田林就要说到我们，我们的五六七”

　　早期的中国领导人和上海小组的成员，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或留学生，出国取经、学外语是为了寻求救国真理，而曾经影响鲁迅的“启迪民智、教育救国”的理念一度在十里洋场风靡过。但那时的中国，国家是半殖民地状态、社会则是半文盲格局；男女孩在上海能够读上初中就已经分别是“知识分子”和淑女了。今天上海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成就得到了举世共认，田林学区的领头羊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及其创始人庄中文，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窥。

　　有66年党龄的庄中文先生已经82岁高寿了，是上海川沙本地人。他生于忧患，时为1934年的中国。他小学三年级，尚未投降的小鬼子们称呼中国为“东亚病夫”。五千年不绝文明积淀着的中国学堂，从来没有“最后一课”的说法。这年他的小学校长在国家危难、曙光未现之际，依然带领同学们高声诵读晋代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原为蜀国尚书郎，蜀被晋灭之后，他数次婉拒出仕并“以情为盾”。《陈情表》深深地震撼了当年庄中文幼小的心灵，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文言文，“感到有这么美好的人间真情”、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也成了他日后终身从教的原动力；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直到花甲之际领衔创建西南位育。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线年，各地皆有“弄潮儿向涛头立”。上海的基础教育改革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率先在徐汇区的人口导入区域田林街道进行破土，如今宜山路近中山西路上的西南位育总部，当时就是新建公寓小区的配套校舍，居民们也想象不出这里日后会成为著名的学区，孩子们的求学尤其是中学阶段还是舍近求远。自谦“经验不多、教训无数”的庄中文，从尊重教学和成才规律着手，以国际同类竞争力为参照体系并结合上海需求、生源实际加以创新，硬是带领一群青年才俊和骨干教师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办起了一所家长放心的七年制完中，本世纪初就开始声誉鹊起。

　　最近，我精读了庄老的一本集一个甲子教学实践与理念精华的著作《我的办学理念与探索》，给我最具有冲击力的思考是教育家和教育工匠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需要解释的是：我本人对工匠充满着尊敬。工匠专注、敬业，视职业如事业、视名誉如生命，在各自的领域往往有独门秘笈，具有专业性的领导力。但光有工匠是不够的，伟大时代、梦的征程，总是在呼唤具有领袖魅力的“行业家”，他们是能够带领工匠们仰望星空的大师，往往是顶层设计者。以基础教育为例，作为工匠们的优秀教师、骨干教师以及青年才俊，注重细节、力避失败，这是“盛产虎妈、分分精算”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必备品质和基本技能，他们注重的是成功意义上的方法论。而像庄中文这样的教育家，他们更为注重的是成长意义上的价值观或世界观；他们视事业为使命、视生命如担当！这更为难得。

　　而在家长们刻意看重的“冲刺线”实践中，西南位育中学曾经有一届高三教师，因为前一届高考成绩特别优秀，就以“不低于上届水平”为目标，自我加压过大。庄老和学校领导发现后，立即加以引导，提出“在层次上力争力保，在名次上讲究弹性”的口号，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教师也稳定了情绪，放下了包袱，舒心踏实地去工作，反而获得超出预料的良好结果。类似的庄老案例，数不胜数。

　　所以，从笔者的第三方评估来观察，教育家和教育工匠的差别如同花朵上的蜜蜂和蝴蝶、吐丝中的春蚕和蜘蛛、鸣叫时的画眉和夏蝉。它们都是自然界中具有人文色彩的美景，也是诗人笔端常带情感的咏叹；但境界就是名次和层次的距离。再具体一点的说明就是：蝴蝶关注粉的广度，蜜蜂注重蜜的浓度；蜘蛛工于捕捉知饥饱，春蚕精于织茧有寒衣；夏蝉欢快嘹亮，画眉婉转旋律。互相不替代而相得益彰，才是完美、和谐、各有进取的生态系统。这对于一所名校也是如此，既要有教育家为根，也要有教育工匠们为干、为枝，且形成良性工匠梯队。

　　有道是：员千千万，一个党员一面旗。作为已经九五华诞的大党、老党，中共在不同阶段对党员都有时代性的道德和党性要求；如今党员们熟悉的就是“两学一做”，具体内涵就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每个党员的经历、能力、个性都会有各自的区别，但只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百姓就会认为他（她）是合格的。我最近在田林调研时，就听到多位居民向我交口称赞的卖鱼郎杨晓月，他的好人故事已经在社区口口相传十多年了。

　　于是，我就去田林街道宜山菜场实地看看。其实在这个菜场：杨晓月的鱼摊位置不是最显赫的，却是最热闹的。周边居民都排着队来买，因为“他卖的鱼，味道就是鲜，而且从不短斤缺两”。17岁那年，杨晓月和哥哥怀揣70元钱离开安徽老家来上海打工。杨晓月一直记得出门那天母亲到村口，叮嘱他们，在外面要走正道，做善事。

　　卖鱼这条道，怎么走得正，又能赚到钱？1998年开始，菜场里出现有柴油味的鱼，让杨晓月想到一条“正道”。他挑选各种鱼回去，凭眼睛、凭嗅觉一条一条观察，再清蒸，不加葱姜、不加料酒，找出最好的货，练就了挑选鱼的好本事。优秀教案现在他只要手一摸，就能判断鱼的质量。到2002年时，杨晓月手头上有了点钱，偶然从田林五村路过，看到居委会门口贴着捐款名单。他心头一热：这个地方真有爱心，有困难大家会帮。他想起家里困难时，母亲主动收留过一个来村里乞讨的中年妇人，一留就是半个月。他也想起同村的小伙伴，农忙时会帮他家干活，一亩地二十多个人，一会儿就干完了。于是，他给居委会写了封信，要求给小区里的困难家庭送鱼。开始，他每周都送，送得对方都不好意思再收，觉得这个“卖鱼郎”自己也不宽裕。现在杨晓月改成逢年过节送鱼，捎上刚从鱼市场进的货，踩着黄鱼车为困难家庭送鱼，而且坚持“要送就送最好的鱼”。同时，在社区党组织的不断关心下，2012年杨晓月光荣加入中国。

　　社区党建是一盘棋。我在调研中还发现：相关单位党组织，都会把握各自优势和道德资源，积极推崇“两学一做”。如吴中路上有家叫上海市路灯管理中心的专业单位，目前运行维护着532032盏灯（含13081盏代管街坊灯），占全市市政道路路灯总量的83.6%，分布在全市16区1县近6400平方公里，现有职工158人。路灯中心的龚尊书记就告诉我：单位党组织紧密结合“感恩奉献”专题活动，不断强化正面引导，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的正能量，确保了队伍稳定、企业和谐；如大力开展向好人袁济舟同志学习的群众性活动。据介绍：袁济舟同志原任路灯中心下属照明公司工程部主任，年轻时赴安徽省东至县下乡插队，1979年回沪后，多年来为当地困难乡亲们捐款累计十多万元，并用维护路灯光明等实际行动践行了“用爱和奉献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企业、回报家人”的梦想。

　　如此事迹，当赋诗以歌之。我写了番赞美这些优秀员情怀的诗歌；为了普及，也用上海闲话创作了方言民谣；希望在建党九五华诞的日子里与之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