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背影：读朱自清日记感言

         下面是我写的关于朱自清的文章，主要揭露《朱自清全集》、《日记》部分对朱自清日记的纂改，提出应该对近现代文献谨慎对待。

    一个中学教师一跃成为大学的教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在五六十年前，这现象却也并不怎么奇怪，除了大家熟知的钱穆以外，朱自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要胡适推荐教授人选，胡适推荐了朱自清先生，这有朱自清先生事后的感谢信为证：“适之先生：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副先生之望否！……”（1925年9月4日致胡适信）在此之前，胡适和朱自清先生还是有点交往的，朱自清先生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向胡适借过书，后来又在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任过教，而且第一部新诗诗集的作者似乎也不会对第一本新诗刊物的编者完全陌生。在这其中，那个与朱自清先生在桨声灯影里同游秦淮河的俞平伯起了重要的联系作用，据说是俞平伯向胡适推荐的朱自清先生。但朱自清先生进清华，能起决定作用的显然还是胡适，而不是象以往的只提俞平伯而忽略了胡适。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自然乐意接受当年共同办过《新潮》的朱自清先生，而朱自清先生自己呢，能结束在南方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再不用因生活所迫向别人借钱而感到难为情了，肯定也是极为兴奋的事情。十多年后，朱自清先生还写了《初到清华记》回忆当时的情景，文中讲述到清华路途的漫长，可见作者的内心的焦急与欣喜。1925年的10月，就在清华附近小饭馆的桌子上，朱自清先生写了《我的南方》一诗，诗中说：“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飞扬！……”

    生活的颠沛流离虽然结束了，但心灵的“彷徨”却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象“羽毛般飞扬”的。1927年1月，朱自清先生携眷正式搬到清华西院，1927年07月的一个晚上，朱自清先生“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后来写下了广为人知的《荷塘月色》，文末说“到底惦着江南了”，除了一般教科书式的诠释所说的表现了作者忧时伤世的情怀、关心南方的战事外，是否也透露出朱自清先生对南方五年生活的某种眷恋和内心的矛盾彷徨？虽然这五年生活窘迫，有时甚至靠典当衣物度日，然而，这种生活体验对文学创作却是极为有利的，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朱自清先生诗歌散文的丰收期，如散文《温州的踪迹》、《飘零》，小说《笑的历史》，长诗《毁灭》等。进入清华后，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926和1927年，是朱自清先生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两年。就在 1926年，曾创办最早的新诗刊物《诗》、加入过湖畔诗社的朱自清先生停止了新诗写作，这一停就是20年，直到闻一多遇刺的1946年，为纪念闻一多，性格“和平中正”的朱自清先生才以磅礴的激情写了一首新诗《挽一多先生》，这也是他最后一首新诗。除《挽一多先生》外，1926年06月14日写的《朝鲜的夜哭》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后的一首新诗，也就是说，在这一年，作为新诗作者的朱自清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一年，朱自清先生开始大量学习模拟和写作旧体诗，经常向古文家黄节（字晦闻）请教，留下了《敝帚集》和《犹贤博弈斋诗钞》两部旧体诗集。朱自清先生这样做为的是获得切实的感受，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到1938年11月1日的日记中还特别强调：“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1927年，自己的小环境变了，身外的大环境也变了，变得更加热闹和复杂起来，朱自清先生在1927年也遇到了许许多多人同样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该向哪个方向走呢？

    1928年02月7日写的散文《那里走》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朱自清先生觉得“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朱自清先生用卡夫卡似的笔调写道：“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但最后作者认为：“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象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从此朱自清先生确立了“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的道路，他的梦想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虽然现实并没有给他实现这个梦想的机会。

    学术的道路虽然确定了，但朱自清先生内心的“阴影”却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了，只不过内容有了些许变化罢了。正象马克思说的：“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学术之途也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平坦，从一个写作新诗的诗人转变到一个大学的教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生性严谨认真的朱自清先生来说尤其如此，这在日记的几次记梦中真切地表现出来了。1931年 8月到1932年7月，按清华大学的规定，教授每工作五年可以享受出国休假一年，朱自清先生在欧洲旅行，异域的风光、轻松的环境并没有缓解内心的紧张，1931年12月5日的日记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1932年1月11日在日记中说：“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如果说在从事学术研究初期，朱自清先生因为学术成果不多而有些心怀愧疚的话，那么在 1936年已经成果颇丰的他还是做了这样的梦， 3月19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呈。”朱自清先生真是做到了“君子日三省乎身”，恐怕现在有些教授是不会做这样的梦了。

    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先生内心越发地“不宁静”了。西南联大人才汇萃，史称“文化西迁”，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环境。就拿和闻一多的关系来说，人们虽然常常以“闻朱”并称，实际上，在学术上多重闻而轻朱，朱自清先生也非常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熟知的闻朱合作的背后，也存在着鲜为人知的闻朱竞争，朱自清先生更是把这当作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如1942年4月10日的日记说：“晚饭时，闻的孩子和他父亲坐在上座，这已经是第二次。闻的孩子曾说闻是我的老师，这当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评价。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西南联大时期，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朱自清先生的胃病加重，然而，环绕在他心头的，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外，更多的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督促，正如 1939年11月29日的日记说：“读《文人》季刊，从中得知很多知识。学无止境！应多读点东西。”又如1946年2月15日所记：“参加王瑶口试。对自己不了解情况甚烦恼。知识不扎实，年龄大，致使记忆力衰退，虽读书，但记不住要点，实在可悲。”1947年3月致吕叔湘信中说：“文债多，胃病还在发作，只恨读书的闲暇太少。”甚至在去世前的 9天，还致信雷梦水，请他代找谢枋得的《古文关键》一书。

    显然，朱自清先生并非真的象梦中所说的“从不读书”，而他的“研究精神”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就算在欧洲休假期间，他也并非只是游山玩水，而是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的特长，从研究的角度加以思考， 如1931年11月5日的日记说当天“到诗集书店去听朗诵”，“她（朗诵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两点：一是韵脚在英文诗的朗诵中不像在中文诗里那样重要；另一点是英文诗中的重读音比日常说话中要多得多。前一点使我想到我们以后得建立白话诗的格律。后一点是：在我们的语言中，轻音字的用韵并不太难”。这就更别说在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读书、研究计划了。

    虽然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标准来检测朱自清先生，但胡适和俞平伯的眼光是准确的，把没有多少学术根底和学术训练的朱自清先生推向学术之路，好象有些冒险，可是，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生涯证明他们并没有看错人。很快，朱自清先生1926年 4月就写出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在文中，朱自清先生认为“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文中的所提出的这个看法对今天仍有启迪意义，李学勤先生不久前就呼吁“研究总结和自己最接近的时期的学术史，有更现实的重要意义”（《文汇读书周报》98年10月 3日）。基于此，朱自清先生提出了“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的两种研究工作”，“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通读下来，可以发现朱自清先生也大体是按所说两个方向去进行他的学术研究的，并非象梦中学生所谴责的“研究毫无系统”。

    先说“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这方面朱自清先生主要有对新诗、新文学史的研究。朱自清先生在 1926年以前是写新诗的，对新诗的研究自然会比其他研究者有更多的体会，而他也是对自己的新诗评论颇为珍视的，从他收到《新诗杂话》后写的那段话就可看出：“盼望了三年多，担心了三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说是‘敝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他对新诗有许多创见，如把新诗划分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派，至今仍为大多数论著所接受。对于新文学史，朱自清先生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在《先驱者的足迹》一文中说：“朱先生的《纲要》可以说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纲要》分四部分研究新文学：“背景；经过；‘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各论：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的当事人，研究起来自然便利，不象后来的研究者，终究“隔”了一层。难能可贵是，朱自清先生能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从“ 学衡”到“新月”，从“象征诗派”到“革命文学” 等等，都在朱自清先生的视野之中。另外，朱自清先生还写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如《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有不少精辟的论断。

    在“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方面，朱自清先生虽然没有亲自参加搜集歌谣的活动，但他对这类活动非常关心和支持，如他写有《中国近世歌谣叙录》一文，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本世纪初歌谣收集与研究的目录，对了解本世纪前半期歌谣运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工具性文章。又如他对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学生刘兆吉采集歌谣的行动大为赞赏，为刘的《西南采风录》写序，相信“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写有《中国歌谣》一书，这实际上是一个详尽的资料汇编，在其中，他也广泛吸取了国外关于歌谣研究的成果。

    在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第二个方面，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正如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中所说的：“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看来要做的工作很多，如何着手呢？《诗言志辨》的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诗言志辨》正是这样一部著作，他在详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抓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诗言志”、“比兴”、“诗教”和“正变”加以仔细的剖析，并不忙着去建立宏大的系统。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朱自清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如他的《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就是这样性质的著作，他还带三个研究生一起编《诗话人系》，“主要的是将各家诗话分人剪贴一处，这就是所谓‘人系’”。有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再做宏观方面的思考就不是“无根的游谈”了，如《中国文评流别述略》中，朱自清先生把中国文评分为五大类，“这里姑不确定类名，只标出他们所论的主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借用外国名字，苦于不贴切，自定名字，又嫌闭门造车，怕不合式”，朱自清先生的严谨又一次表现出来了，是哪五类呢？“论比兴，论教化，论兴趣，论渊源，论体性”，应该说这五类的分法还是合适的。朱自清先生还写有大量这方面的论文，如《乐府清商三调讨论》、《诗多义举例》、《诗文评的发展》等。可以说，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上为我们确立了良好的学术规范，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外，还有《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这是一个残稿，而且只是提要，所以无法整体地看到朱自清先生的关于撰写文学史的想法，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朱自清先生持的是一种“大文学史”观念，先辨析“文与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史的意念”，然后从文化（民族、社会）、语文（语言、体性）、巫史（神话、祝宗十史）、书记（记言记事、书志）等各个方面来论述文学的“传统”。再以时间为纬，文体为经论述的发展，给人的印象是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比较多的论述了各种文学产生所需的各种具体因素，如载体、场合等，也比较多的谈到了文学的特性。

    虽然从总体来说，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许戴不上现在那顶有些用滥了的“国学大师”的帽子，但他确实是一位严谨认真求实的学者，他的新文学史研究、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歌谣研究都在学术史上有导夫先路的作用，而且也不乏象《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这样的颇具考据功底的文章，他是真正做到了“微观上严谨，宏观上开阔”的。而且，朱自清先生还特别注重学术成果的普及，《经典常谈》就是这样的杰作，虽然“这中间并无编撰者的创见”（见自序），但“尽量采择近人新说”，以平易浅近的语言写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朱自清先生的学术风格是和当时的学术风气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和“清华学派”的风气是相通的。如果说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格局，而以新旧两派的“攻守之势”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清华走的是另一条路，正如冯友兰先生在“泥古”与“疑古”之外，另辟出“释古”一途一样，清华着重的不是“守成”与“破坏”，而是“建设”，呈现出一种“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建设的风格，这一风格贯穿清华文科哲学、历史、文学各系，形成一种广义上的“清华学派”。这一总体风格对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而从上面对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的介绍中又可看出，他将是这一风格加以贯彻发展了的。另外，其他如“白话文运动”、“歌谣运动”等对他也有很大影响，而朱自清先生的研究和创作也成为当时这些思潮的一部分。

    朱自清先生有一些学术思想是值得重视的，如前面提到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中所表述出来的，要“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另外还有讲究“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思想，朱自清先生还将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办系实践中，清华大学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说：“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和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合。”在 1931年为《清华周刊》写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说；“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这种求新而又不忘传统的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另外，朱自清先生不仅自己能够认真严谨地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因为朱自清先生懂得学术，也就知道怎样以学术之道教育、培养年轻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然而也有学生“恃众要挟”， 写于1939年 4月的《中年人与青年人》说“青年人一面利用他们的强固的集团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一面也利用这种组织的力量，向学校作请求免除考试等无理的要求。青年人集团组织的发展，原是个好现象。但滥用集团的力量，恃众要挟，却是该矫正的”，“在学校里发展集团组织，作救亡运动，原都可以；但学校还有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现在居于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能作的，似乎还只是努力学术研究，不屈不挠地执行学校纪律，尽力矫正和引导青年人，给予他们良好的知识、技能和品性的训练”。看了这几段话，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西南联大在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仍能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学生，正是因为西南联大有象朱自清先生这样一批既懂得学术又关心青年的长者，他们是能够真正理解“大学”、“教师”和“学生”这三个概念的真正含义的。需要说明的是，朱自清先生并非不关心学生运动，他亲自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曾有被追捕的学生躲到他家里去，说明学生对他的充分信任。

    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朱自清全集》的编委会，成员有叶圣陶、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浦江清、李广田、王瑶、余冠英、徐调孚、季镇淮和陈竹隐等，由浦江清任主编。到 1952年大体完成了全集的编辑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全集却没有能够出版，只是195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全集的精简本，即 4卷本的《朱自清文集》。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先生远没有闻一多幸运，朱自清先生主编的《闻一多全集》是早在1948年8月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的。 199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终于出齐了《朱自清全集》，尤其是包括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书信，这自然是件令人额手称庆的好事，然而，粗略读下来，却发现有点疑问。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5月出版的《朱自清年谱》第167页，1936年12月14日的系日下有：

    在日记中说：“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流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

然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的《朱自清全集》第9卷447页同一天的日记却少了“彼等制造流言”、“多么肮脏的骗局”等字样，所缺的文字，正是朱自清先生对此事发表的评论，如果去掉，恐怕后人会认为朱自清先生只是客观地记述此事，或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来。为使文意“流畅”，《全集》本还在“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前加了“并”字。因为这一修改只是动的“局部手术”，所以导致前后失去照应，使人读《全集》本日记时感觉矛盾，在紧接着 1936年12月 15日的日记说：“午后开教授会。通电中央请讨伐张学良，另拟宣言，七人起草委员会以余为首。”昨日还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正当的”，今日却“通电中央请讨伐张学良”，这一转变未免也太突兀，有点匪夷所思。《朱自清全集》作为“标准”版本，应该是比《朱自清年谱》更能传之久远的，也更有资格成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但后人如果据此研究朱自清先生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恐怕会有些不妙，这时候可能真得用上“知识考古学”（用其字面意义）的功夫了。

    《全集》的编者在编后记中说：“虽然把日记全部发表，可能会有利于对他的研究；但把其中确属个人隐私的一些记载也发表，却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不发表“确属个人隐私的一些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所删的内容却似乎只是普通的政见而已，是与“个人隐私”无涉的。偶尔在《闻朱年谱》附录中，翻到朱先生的弟子季镇淮先生 1978年的一段话，在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他说：“举国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先生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通电讨伐张学良的起草人之一，这时，先生虽不免有正统观念、对国民党反动派仍存幻想，但先生这一行动实际上也还是从爱国立场出发的。”季先生对朱自清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做了客观的评价，每个人都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料想朱自清先生也不例外，这是完全不必讳言的。有意思的是，《年谱》的编者之一恰恰是《全集》的责任编辑之一，因为无法看到日记原文，所以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歧异，是由于字迹涣灭、格式凌乱，还是其他？心念及此，不禁没来由地对日记其他内容也有些担心起来。

    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现代生活”有“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的文献充足完备。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到，我们并不能因为近现代离我们相隔不远，就对近现代的文献深信不疑而加以引用？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资料的完备与准确，过去一般更重视古代文献的辨伪存真、钩沉辑逸，对近现代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往往重视不够，要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与其等到以后花百倍的力气整理近现代的文献，不如现在就动手，以真正对历史负责的认真精神加以整理和挽救。

    作为后人，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完全复原前人的面貌，只能从遗留的材料中依稀看到前人的背影，我们看惯了作为散文作家和民主斗士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一下作为学者的朱自清先生，也应该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和角度来评价评价朱自清先生呢？或许这样会更全面些，也更真实些，使朱自清先生不仅能给我们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更为完整、清晰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