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人的依赖性

近代中国借助西人传播科技知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又不应完全依赖西人，而应及早培养本国人才并逐渐加以取代，否则就难以有效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例如明末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天文知识，是早已落后几十年的布拉赫·第谷（Brche Tycho）理论，而对于先进的哥白尼日心说虽已有著作流入中国，但由于宗教偏见，西方传教士并不予以传播①，以致不能及时吸收到先进知识。这种过分依赖西人的情况在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明末的《泰西水法》，到清末的《博物新编》、《格物探原》和以《化学鉴原》为代表的一整套化学系列著作的问世，虽然表面上有徐光启、徐寿、徐建等中国学者参加合译，但实际上多是由通晓汉语的西人口授、中国学者笔录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做了中文的文字工作而不通晓西文。此外，像第一所科学书院（格致书院）、第一份科学刊物（格致汇编）和第一份报纸书刊（《东西洋每月统计传》）的创办，也都主要或完全依赖于西人之手。
     与此相反，日本却注意依靠本国人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例如日本译出的第一部西书《解体新书》（1774 年）②，就是由自己培养出的松田玄向、中川淳庵和桂川甫周等三位日本学者自己译出的。日本的第一部化学译著《舍密开宗》①（1837 年）也是如此，也是由日本学者独立完成的。可见，日本在引进西方科学之始就已经打好了自力更生的基础，为后来的传播工作树立了楷模。当然，限于条件日本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去承担所有任务，也还需要直接借助于西人。但是日本只把它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然后则尽快以本国人取代。以当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心机构东京大学来说，在创办初期（1877年）所聘西人教师最多，但在10 年后则迅速下降而为留学归来的日本学者所取代。例如在1878年时理学院的16位教授中西人为12位，日人仅4位；而在1887年的13位教授中西人仅剩2位，日本人则增至11位，前后的比例已经颠倒过来，反映了日本在借助西人和培养日人关系的处理上的合理性。正因为这样，就如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所说，日本的学术发展就很快“渡过了需要辅导的少年期。也恰是这个时期，开始渐渐出现了可以向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成果”②。但是，此时中国的化学却仍然停留在需要依赖西人辅导的“少年”启蒙期。中日在处理借助西人与培养本国人才关系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教育发展的差距。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教育立国”的国策，要使日本“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至明治末期时八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已达到99％。
     相反，中国则长期忽视近代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发展速度总比日本要迟一大步。例如，日本创办翻译学校（九段坂下建洋学所）于1855年，而中国创建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比日本晚7年；日本创建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于1877年，而中国创建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比日本晚25年；日本首派赴西方留学生（内田正幸等15人赴荷兰）于1862年，而中国首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比日本晚10年；日本公布新学制于1872年，而中国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于1905年，比日本晚33年，等等。这就使中日在培养西学人才上出现了很大差距。据 1862年日本的“伏尔泰”福泽渝吉在伦敦同一位中国官员谈话时得知，当时中国可做翻译和教授西文者全国仅11人，而日本已达500 余人①，两国相差甚为悬殊。在此情况下中国之西学只好仰赖于西人，而日本之西学则可依赖于日人，两国传播西学、发展本国科技事业的速度与水平的差异，自是不言而喻了。20世纪以后，中国新学制的建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仍存在严重问题。据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教授来华考察10省190余所大中小学教育后所提出的问题是：（1）教育经费不足；（2）教员薪水太低，常有照钟点计算者，故兼课教师甚多；（3）教师缺乏训练等②。应当看到，这些问题有的是中国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致命弱点，如不彻底解决，中国就很难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愿我们能够“以史为镜”，不要再让落后的历史重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的化学事业、科学事业和生产事业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