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大以文理见长，清华最突出的学科是工科。按照《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信息，2008年以前国内管理学实力最强的高校是西安交大，经济学实力最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不难看出，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状元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方面的功利性呈上升态势。“刚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那时像政治理论、哲学是热门，现在的热门是经济管理、电子信息，因为大家都想发展得快一点嘛。”韦成枢说。
1978年，韦成枢也报考了北京大学，但因为他当时是教师身份，优先被师范院校录取了。选择历史学专业，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大学本科毕业时，韦成枢的论文已经在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发表。
韦成枢一直在中学工作，他的学生中就有两名高考状元。对于高分学生的成长，他有自己的看法：“有人把过去变成包袱，影响学习、影响发展。考试第一是一时的，诱人的成绩属于过去，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不想考北大清华的时候就说明教改取得突破
与当今状元崇拜相反的是，实行高考之前，“英雄不问出身”的用人案例比比皆是。蔡言厚举例说，何其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被北京大学考察后录取，终成一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华大学录取。又如，梁漱溟没考上大学，但不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拍板者是校长蔡元培；沈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拍板者是校长胡适；“一无学位，二无论著”的陈寅恪名列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与清华大学的识才有关。
蔡言厚研究的人才选拔成长案例也包括20世纪后半叶在内。他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聘请过一位自学英语成才的、卖早点的师傅为教师；复旦大学聘请一个吹玻璃的工人蔡祖泉为物理教师，以后成长为教授；长沙铁道学院聘请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李蔚萱为数学教师，以后也成长为教授，并出国留学。现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葛剑雄教授，报考博士时只是高中学历。
最新的一起“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案例发生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拟录取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读博士。“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解释说。
今年38岁的蔡伟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因为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后以蹬三轮养家糊口。另一方面，蔡伟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古文字学专家裘锡圭称：“现在搞古文字学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我们的中学、大学、媒体更应该关注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蔡言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研究结果，说明兴趣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结论是：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这就是说95%以上的正常人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只是表现在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上的不同而已。“什么时候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考北大和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蔡言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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