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炒作出来的。”蔡言厚说：“我国是一个有科举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科举才有状元，现在的所谓‘高考状元’经过炒作，把一个范围小的、层次不高的人才阶层抬高到我国古时候非常崇拜的状元地位来。”
郭×是理转文复读生，200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以693分的高分被北大经济学专业录取。高考成绩公布后，郭×的班主任孙老师介绍，郭ד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也就是说是个全才”。在郭×的母校西工大附中的网站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先后培养出4名陕西省高考状元”的宣传语。
“对高考状元最感兴趣的是中学和大学，因为一个中学培养一名状元，整个地位可能马上就改变了。”蔡言厚说：“状元文化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学校只要培养了一个状元，好像就表示整个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大吹大擂了。当社会形成一种‘状元情结’时，高考状元对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中学校长们深知公众的“状元情结”，他们更大的本领在于通过经营“高考状元”这种无形资产，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见不得阳光的“赞助费”和更好的生源，从而让自己所在的学校在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即便是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把招到高考状元的人数看做自己的颜面。2008年，清华大学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京大学则提高到5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来自各省份的高考状元。
“高考状元历来都是高校重点争夺的对象，‘状元之争’关系到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高考状元心之所向’关乎到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中的竞争位置和发展潜力。能否招收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是否是世界名牌或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能否赢得高考状元的青睐、招收状元考生的数量多少反映了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地位，‘状元归属’已成为衡量名牌高校综合声誉的‘风向标’。”蔡言厚说。
因为有状元崇拜的传统，一些重点中学以培养了高考状元招摇，老师以培养了状元获得声誉，考生和家庭为状元自豪，媒体为吸引眼球，商人为扩大销量，酒店则及时打出庸俗的“谢师宴”招徕顾客。有中学、大学、学生、家长、商人、媒体参与的状元经济，正在把非理性的“状元崇拜”一步步推向高潮。
追逐名校、热门专业功利思想影响状元发展
蔡言厚分析，高考状元的职业发展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大学时只看重牌子，挑专业时赶热门，考虑的多是一时的面子，而缺乏志向与主见，很少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的兴趣与特长。
此次调查以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大扩招为界，按高校大扩招前20年和后1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对各地区高考状元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到的高考状元共有1120余人。
调查发现，高校扩招前20年高考状元选择大学和专业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高考状元较多考虑的是专业的预期贡献而非个人的预期收益。以陕西为例，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韦成枢，他报考的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专业选择的是历史学。而在1999年之后，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西部地区高校，没有招来一名高考状元。这一时期，北大和清华录取的高考状元比例高达93%以上，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高校状元之争进入了“北（大）清（华）时代”。同期，最受高考状元追捧的专业则是“经济管理”。2008年，全国有近七成高考状元选择了“经济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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