α散射和卢瑟福有核原子模型
卢瑟福在1898年研究放射性时发现α、β射线，并经过多年工作，在1908—1909年证明α粒子就是氦离子He++，（详见第11章）。他在研究α射线对物质的作用时，发现α射线在底片上形成的图象会由于极薄物质的散射作用而变得边缘模糊。根据J.J.汤姆生的散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1908年卢瑟福的助手盖革（H.Geiger，1882—1945）在用闪烁法观测α散射时，发现金箔的散射作用比铝箔强。
卢瑟福建议盖革系统地考察不同物质的散射作用，以便在“这些物质的散射能力和遏止能力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并让学生马斯登（E.Marsden）协助工作。他们的α射线管长达4米，本来是希望使α射束尽量地窄，以便测出准确数据。然而，出乎意料地却在闪锌屏上总出现不正常的闪光，有可能是经管壁反射所致。为此，卢瑟福建议他们试试让α粒子从金属表面上直接反射，这就导致了马斯登发现了α射线大角度散射的惊人结果。
1909年，他们报导说：“α粒子的漫反射取得了判决性证据。一部分落到金属板上的α粒子方向改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重现在入射的一边。”α粒子经反射后落到闪锌屏上，平均角度为90°，在屏上不同位置统计反射粒子数，得到“入射的α粒子中每8000个粒子有一个要反射回来”的统计结果①。当卢瑟福知道这个结果时，实在难以置信，因为这无法用J.J.汤姆生的实心带电球原子模型和散射理论解释。即使用汤姆生后来提出的多次散射理论，也只能定性地说明这一反常现象，而多次散射的几率则小到微不足道，比1/8000的结果相差太远了。
卢瑟福对这个问题苦思了好几星期，终于在1910年底，经过数学推算，证明“只有假设正电球的直径小于原子作用球的直径，a粒子穿越单个原子时，才有可能产生大角度散射。”1911年，卢瑟福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物质对α、β粒子的散射和原子构造》的论文，他写道①：“众所周知，α、β粒子与物质原子碰撞之后将从其直线运动偏折。对于β粒子，要比α粒子散射得更厉害，因为β粒子的动量和能量小得多。这些快速运动粒子的轨道会穿越原子，并且观测到的偏折是由于原子系统中存在着强电场，这两点似已无疑问。一般都假设，α、β射线在穿过物质薄片时遭到的散射是由于物质原子多次微弱散射的结果。但是盖革和马斯登的α射线散射观测却表明α射线有一部分经单次碰撞必定会遭到大于直角的偏折。
例如他们发现，入射α射线的一小部分，大约两万分之一，在穿过约0．00004厘米厚的金箔时发生了平均为90°角的偏折。盖革随后证明，α射线束穿过这样厚的金箔，其偏折角的最可几值约为0.87°。根据概率论作一简单计算，表明α粒子偏折到90°角的机会是极小的。另外，可以看到，如果把大角度偏折看成是多次小偏折造成的，则α粒子的大角度偏折应按期待的概率规律有一定分布，（但实际上）并不服从这个概率规律。似乎有理由假设，大角度偏折是由于单个原子碰撞，因为第二次碰撞能产生大角度偏折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为微小的。简单的计算表明，原子一定是处于强大电场的位置中，以致于一次碰撞竟能产生这样大的偏折。”卢瑟福接着写到：“由于α、β粒子穿越原子，应有可能从周密研究偏折的性质中，形成原子结构的某些概念，正是这种结构产生出上述效应。
实际上，高速带电粒子受物质原子的散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宜的方法之一。”然后，卢瑟福从理论上探讨能够产生a粒子大角度偏折的简单原子模型，再将理论推出的结果与当时的实验数据比较。卢瑟福的理论推导用图。他首先假设，对于小于10-12厘米的距离，中心电荷和a粒子的电荷都可看成是集中在一点。”“设粒子沿PO方向进入原子，离开原子时沿OP＇运动，而A是抛物线的拱点，p=SN=原子中心S到粒子原方向的垂直距离。”经过推导，得出落在偏折角为φ的方向单位面积上的a粒子数
他相信自己的散射理论要比J.J.汤姆生的散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既能解释a大角度散射，又能解释β散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不过，在论文中他的提法很慎重，只是确认“正电荷集中在原子中心”这一点，没有作更多的推断。至于稳定性问题，他并不讳言，在论文一开始，就申明：“在现阶段，不必考虑所提原子的稳定性，因为显然这将取决于原子的细微结构和带电的组成部分的运动。”卢瑟福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原子模型还很不完善。1911年4月11日在给友人波尔特武德（Boltwood）的信中写道：“希望在一、二年内能对原子构造说出一些更明确的见解。”卢瑟福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一二，不论是1911年的论文，还是1913年的专著①都没有“核”这个词。在那本700页的专著中，只有4页介绍这个重要问题。不过他很中肯地指出：“从原子内部结构获取信息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在于研究高速粒子穿过物质的散射，例如α和β粒子。由于它们的巨大运动能量，高速α或β粒子一定会穿过挡在其路途中的原子。与原子碰撞的结果就使带电粒子偏离其直线轨道，这就可以搞清楚原子中造成偏折的电力的强度和分布。”卢瑟福的方法和理论开辟了一条正确研究原子结构的途径，为原子科学的发展树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在它提出之初，竟遭到了为时不短的冷遇。
例如，1911年第一届索尔威国际物理讨论会，卢瑟福参加了，但在会议记录中竟没有提到卢瑟福的新近工作。1913年，J.J.汤姆生在作原子模型系列讲座时，也没有提到。有人查过当年的报刊文献，对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也许当时人们觉得卢瑟福的理论过于粗糙，把它置于形形色色的假说和猜想之列，认为它无非是一种说法而已，所以不值得一提。然而，以卢瑟福为核心的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们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盖革和马斯登为检验卢瑟福散射理论进行了系统实验研究，全面肯定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从丹麦来的玻尔（Niels Bohr）十分敬佩卢瑟福和他的学说。
玻尔把放射现象解释为核的反应；将量子学说应用于有核模型，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依万士（E.J.Evans）的氦光谱实验证实了玻尔关于匹克林（Pickering）谱系的预见。莫塞莱（H.G.J.Moseley）测定各种元素的X射线标识谱线，证明它们具有确定的规律性，为卢瑟福和玻尔的原子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到1914—1915年，这个理论终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卢瑟福建议盖革系统地考察不同物质的散射作用，以便在“这些物质的散射能力和遏止能力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并让学生马斯登（E.Marsden）协助工作。他们的α射线管长达4米，本来是希望使α射束尽量地窄，以便测出准确数据。然而，出乎意料地却在闪锌屏上总出现不正常的闪光，有可能是经管壁反射所致。为此，卢瑟福建议他们试试让α粒子从金属表面上直接反射，这就导致了马斯登发现了α射线大角度散射的惊人结果。
1909年，他们报导说：“α粒子的漫反射取得了判决性证据。一部分落到金属板上的α粒子方向改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重现在入射的一边。”α粒子经反射后落到闪锌屏上，平均角度为90°，在屏上不同位置统计反射粒子数，得到“入射的α粒子中每8000个粒子有一个要反射回来”的统计结果①。当卢瑟福知道这个结果时，实在难以置信，因为这无法用J.J.汤姆生的实心带电球原子模型和散射理论解释。即使用汤姆生后来提出的多次散射理论，也只能定性地说明这一反常现象，而多次散射的几率则小到微不足道，比1/8000的结果相差太远了。
卢瑟福对这个问题苦思了好几星期，终于在1910年底，经过数学推算，证明“只有假设正电球的直径小于原子作用球的直径，a粒子穿越单个原子时，才有可能产生大角度散射。”1911年，卢瑟福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物质对α、β粒子的散射和原子构造》的论文，他写道①：“众所周知，α、β粒子与物质原子碰撞之后将从其直线运动偏折。对于β粒子，要比α粒子散射得更厉害，因为β粒子的动量和能量小得多。这些快速运动粒子的轨道会穿越原子，并且观测到的偏折是由于原子系统中存在着强电场，这两点似已无疑问。一般都假设，α、β射线在穿过物质薄片时遭到的散射是由于物质原子多次微弱散射的结果。但是盖革和马斯登的α射线散射观测却表明α射线有一部分经单次碰撞必定会遭到大于直角的偏折。
例如他们发现，入射α射线的一小部分，大约两万分之一，在穿过约0．00004厘米厚的金箔时发生了平均为90°角的偏折。盖革随后证明，α射线束穿过这样厚的金箔，其偏折角的最可几值约为0.87°。根据概率论作一简单计算，表明α粒子偏折到90°角的机会是极小的。另外，可以看到，如果把大角度偏折看成是多次小偏折造成的，则α粒子的大角度偏折应按期待的概率规律有一定分布，（但实际上）并不服从这个概率规律。似乎有理由假设，大角度偏折是由于单个原子碰撞，因为第二次碰撞能产生大角度偏折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为微小的。简单的计算表明，原子一定是处于强大电场的位置中，以致于一次碰撞竟能产生这样大的偏折。”卢瑟福接着写到：“由于α、β粒子穿越原子，应有可能从周密研究偏折的性质中，形成原子结构的某些概念，正是这种结构产生出上述效应。
实际上，高速带电粒子受物质原子的散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宜的方法之一。”然后，卢瑟福从理论上探讨能够产生a粒子大角度偏折的简单原子模型，再将理论推出的结果与当时的实验数据比较。卢瑟福的理论推导用图。他首先假设，对于小于10-12厘米的距离，中心电荷和a粒子的电荷都可看成是集中在一点。”“设粒子沿PO方向进入原子，离开原子时沿OP＇运动，而A是抛物线的拱点，p=SN=原子中心S到粒子原方向的垂直距离。”经过推导，得出落在偏折角为φ的方向单位面积上的a粒子数
他相信自己的散射理论要比J.J.汤姆生的散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既能解释a大角度散射，又能解释β散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不过，在论文中他的提法很慎重，只是确认“正电荷集中在原子中心”这一点，没有作更多的推断。至于稳定性问题，他并不讳言，在论文一开始，就申明：“在现阶段，不必考虑所提原子的稳定性，因为显然这将取决于原子的细微结构和带电的组成部分的运动。”卢瑟福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原子模型还很不完善。1911年4月11日在给友人波尔特武德（Boltwood）的信中写道：“希望在一、二年内能对原子构造说出一些更明确的见解。”卢瑟福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一二，不论是1911年的论文，还是1913年的专著①都没有“核”这个词。在那本700页的专著中，只有4页介绍这个重要问题。不过他很中肯地指出：“从原子内部结构获取信息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在于研究高速粒子穿过物质的散射，例如α和β粒子。由于它们的巨大运动能量，高速α或β粒子一定会穿过挡在其路途中的原子。与原子碰撞的结果就使带电粒子偏离其直线轨道，这就可以搞清楚原子中造成偏折的电力的强度和分布。”卢瑟福的方法和理论开辟了一条正确研究原子结构的途径，为原子科学的发展树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在它提出之初，竟遭到了为时不短的冷遇。
例如，1911年第一届索尔威国际物理讨论会，卢瑟福参加了，但在会议记录中竟没有提到卢瑟福的新近工作。1913年，J.J.汤姆生在作原子模型系列讲座时，也没有提到。有人查过当年的报刊文献，对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也许当时人们觉得卢瑟福的理论过于粗糙，把它置于形形色色的假说和猜想之列，认为它无非是一种说法而已，所以不值得一提。然而，以卢瑟福为核心的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同事们继续坚定地走下去。盖革和马斯登为检验卢瑟福散射理论进行了系统实验研究，全面肯定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从丹麦来的玻尔（Niels Bohr）十分敬佩卢瑟福和他的学说。
玻尔把放射现象解释为核的反应；将量子学说应用于有核模型，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依万士（E.J.Evans）的氦光谱实验证实了玻尔关于匹克林（Pickering）谱系的预见。莫塞莱（H.G.J.Moseley）测定各种元素的X射线标识谱线，证明它们具有确定的规律性，为卢瑟福和玻尔的原子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到1914—1915年，这个理论终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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