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教材给学生上了“第一课”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安徽滁州等五个地市的很多初中学生发现，自己领的新书里唯独没有英语课本。据安徽省教育厅红头文件显示，安徽省8月底决定改换上述五地市的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教材版本，因所涉教材量多达近百万册，教材供应商印刷、配送不及，导致出现上述结果。据知情者透露，利益重新分配是更换背后原因。据《新京报》
临开学前，却仓促更换教材，相当于临阵换帅。教师对新教材缺乏系统培训，学生对于不同教材风格的适应等问题，都会给教学造成很大影响。然而，这一切，竟然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教材发行中的潜规则，又一次赤裸裸地浮出水面。
近些年来，针对教辅书引发的腐败问题，相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统一征订，但依旧未能斩断借教辅材料伸向学生捞钱的黑手。随着教材市场竞争的加剧，作为必选的教材，显然已经成为某些人利益寻租的重要渠道。知情人士披露，大宗教材进学校，握有决定权的人获益在5%到10%之间，以安徽五地市初中生此次更换英语教材而言，中间又有数百万元的灰色收益。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仓促更换教材的背后，是一条灰色利益链在发挥主导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发行机构、学校无疑是这条利益链上的一环，共同分食着教材带来的高额利益。
按照有关规定，换教材必须从初始年级开始，中途不得更换教材。也就是说，安徽五个地市的初二、初三学生的教材本不该更换。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管部门无视对教学的危害，违规中途更换教材，且由于措施不利，导致上百万学生迟迟拿不到教材，可见，某些人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大脑。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对社会作出交代，由此造成的恶果，必须有人担责。
仓促更换致使教材未能按时送到学生手中，由此引发社会关注，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人们更关心的是，教材发行中的利益寻租空间到底有多大？每个学生要为此付出多大成本？司法部门对这类腐败现象，到底会有什么反应？
这两天，全国超过两亿的中小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袁隆平、李连杰等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他们描述了一个公民的“梦想”。然而，当他们以“公民”的身份，追问自己的英语课本何以迟迟不见踪影时，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将如何回答？这样的“第一课”，又能让学生产生怎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