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三代考生的记忆(2)

 　　张铭阳（2004年）：我们是第一年改成6月高考，我自己去的考场，在门口看到好多家长在那里围着。我的一个同学特别反对让妈妈送，她妈妈一边说“我不来”，一边还是偷偷跟着，挺逗的。

 　　记者：当时复习是一种什么状态？

 　　黄革生（1982年）：我们那时候初中才开始是正规教育，高中只有两年时间，基本上一直持续学习状态，相当辛苦，基本上没时间玩。

 　　周海燕（1993年）：我们那年是最后一年考7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我们学校分快慢班，每个月都有一次正式考试，成绩排出来之后，快班的后10名和慢班的前10名交换，压力挺大的。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班里经常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个月来了，下个月又走了。

 　　耿琳（1994年）：1994年是第一次实行3＋2，除了语数外三门之外，理科还要考物理、化学。高三分文理班之后，高考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一年我们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模拟考试，全年级排名、各班排名都要张榜公布。那时候还是每周上六天班，所以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的时间是自己的，周日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到了高三，连周日上午也都要上课了。

 　　张铭阳（2004年）：我的感觉是，高三时同学间开始暗地竞争，比如说，看到别人在复习，自己要是没学习就会感到内疚。我们老师非常重视学习，成天给我们讲大学多么多么好，说现在好好努力，以后的生活就会海阔天空。我高一有时候还和同学出去玩，从高二开始基本上就都在学习，两点一线，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日子真是黑暗，生活太单调了。

 　　记者：你的同学中，家在城市的孩子和家在农村的孩子有差别吗？

 　　黄革生（1982年）：相对来说，来自农村的学生“跳龙门”愿望更迫切一些。那时候我们家在城市的学生走读，农村的孩子住校。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家里自己带米到学校，平时根本没有菜，就是吃白饭。对他们来说，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要回家种田。

 　　周海燕（1993年）：我们高中的时候每月发粮票。每次老师站在前面念，谁谁多少多少，然后大家上去领。但这种补助农村的孩子是没有的。这就是一种歧视，他们肯定会感觉不平衡，无形中就产生更大的动力要“跳出去”。

 　　记者：当时怎么填报志愿，是自己的主意，还是老师家长的意见？当时对这些专业了解吗？

 　　黄革生（1982年）：我们是分数出来之后再报志愿。那时信息非常有限，收音机几乎是获取信息的惟一渠道，确实挺封闭的。我对所谓的专业根本没有概念，上中学就接触那么几门课，填志愿的时候发现好多专业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完全是凭感觉。我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认识一位老师，正好负责武汉大学生物系招生，我的成绩也够分数线，那个老师说“那就来我们这儿念吧”。后来分专业的时候也是，那个老师是搞微生物的，我也就跟着他读了这个专业，其实之前完全没接触过，也没有概念。

 　　周海燕（1993年）：我们那会儿是先考试，再估分填报志愿。我考完试就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也没怎么想这事，反而是父母对填报志愿很上心，跟我们老师研究了一整天。其实我当时想学室内装潢设计，但家里人觉得重点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凭我的分数应该能上个不错的大学。家里的意见是想让我学医，但我自己不喜欢。后来商量的结果是，邮电管理工程。那时我对邮电比较了解，因为家里有人做这行，听说挺有发展的。但具体到这个专业，家里人觉得，女孩子学管理比较好，而我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那个时候，选择专业时长辈的意见更有价值一些。

 　　耿琳（1994年）：我学的是会计，报志愿是爸妈一手操办的，那时会计专业特别火。我大概知道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没有社会经验，我也讲不出特别好的道理说服家长，就只能听他们的了。我当时喜欢心理学，但在那个年代，学心理学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尤其是以后的就业。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在上大学前我没太考虑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等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