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悲喜历尽 2009任重道远却也阳光灿烂

　　作者：杨耕身

　　又一年悲喜历尽。仿佛如被冰雪，如饮甘露，当一切甘苦备尝，则一切冷暖自知。因此我们总是习惯向平凡如我等的公民，寻找关于一个时代的公共秘密与宏大叙事。与此同时，尽管艰辛，我们也总是试图从一切混沌与苍茫中，寻找一个时代进步的蛛丝马迹。因为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文明，才是对每一个个体的深沉祝福。

　　2008年，我们依然无往不在政治的调适与转型中。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关心着你。但你感到了怎样的关心？当十七大提出公民“四权”，当神七宇航员太空行走，当奥运大幕哗然开启，你是否有如同在场的感觉，载欣载欢？当高官更迭，土地流转，政府信息公开，你是否感到笃定，就像一切如你所愿？2008，一切历历在目：从年初冰灾到3月拉萨暴乱，从两会庙堂之高到诸项公共政策的江湖之远，当一只柑蛆长出翅膀，手足口恐慌已跑出了阜阳，奶粉也纷纷扬扬成为秋天的迷思；当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冲突频起，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同样在暗中流传。置身2008年时代的现场，当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打酱油也不做俯卧撑，我们也逐渐感知这一年里政治以及执政能力的表达与流露。

　　在一个民族泪尽血续的灾难现场，我们所感知的执政能力，是对“生命至上”的文明法则、“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的遵循。年初仓促的冰灾应对之后，这个多难的民族又遭遇“5·12”汶川大地震。当灾难依然“突如其来”，最快的救灾即为最大的政治。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指示，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各级政府迅速组织起来，解放军及国家各部门等第一时间发起响应与联动，志愿者以及国际救援力量也及时赶到。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结合起来。5月19日至21日，旗帜半举，众生低首。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仪式的形式为普通民众之死举行全国哀悼；灾后不久，有关部门表示将在遗址之上建“哭墙”；11月21日，有关部门公布第一批19065名死亡者名单。如果说从一个国家如何对待逝者方面，是能够得出这个国家是怎样对待生者这样一个结论的，那么我们也不难得出有关执政能力的印象与认识。

　　在重大安全事故的社会现场，执政能力是对政府职能的拷问、对权力应有权责对等常识的回归。从阜阳疫情到奶粉事件，从山西溃坝到深圳火灾，与其将2008年称为事故高发年，不如将其称为行政问责年。仅仅在“黑色9月”的一系列事故中，就先后有19名高官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孟学农因“9·8”襄汾溃坝事故辞去山西省长职务，这是他继2003年因非典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后的再度引咎辞职。尽管我们依然不可能仅仅通过事后问责来强化解决问题的印象，乃至遮蔽社会发展过程中真实的血酬秩序，而必须通过一根责任链条在一些地方悉数失守的事实，来形成对体制追问的力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强力的问责风暴正在形成对执政力的坚定表达。例如我们确信，在山西某官员“当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的感叹中，有一种秩序正在慢慢形成。

　　在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现场，执政能力应是对公民正当权益与利益的体察，对社会转型期间公共治理方式的反思。从瓮安到孟连，从征地冲突到的哥罢运，积蓄已久的社会矛盾、纠结已久的利益冲突一次次规模化地井喷。然而各地仍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治理思路。在一些地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依然成为不由自主的论定，滥用警力进一步激化矛盾的现象依然存在，体制性傲慢与偏见仍旧显现。

　　但无论如何，2008年有了新的变化和动向。对瓮安群众打砸抢烧县政府事件，尽管当地政府一度宣称乃是黑恶势力操纵，但贵州省委书记坦承事件背后有深层次原因，并就政府负有的责任三次向民众道歉，从而获得舆论谅解；对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委书记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与相关利益方进行交流、座谈，有效解决此次全城罢运事件。所有这些，都或将深刻地影响或启迪社会转型期的执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