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校花

　　舒婷的《致橡树》写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其实，女人以花的姿态傲然于世又有什么不好呢？做带刺的玫瑰、或者富贵的牡丹、或者含蓄的木棉，或者——统而概之，做校花吧！
 
　　记忆里有很多关于校花的影影绰绰。若果缺少关于校花的回忆，我们的生命就必定缺少对时光逝去感到遗憾的时刻。

　　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

　　采访对象：郑莹莹，广西人，16岁，东山区某省一级学校初三学生，从小学起即被称为校花。现在一边参加选美比赛，一边积极复习迎接中考。

　　郑莹莹个儿出奇地高，她说：“我需要绿叶来呵护，不要太多，只要一片。”我笑起来，她的嘴唇则轻轻一翘：“花儿歌唱，绿叶在我的身下，仰视我！”我吓一跳。刚才以为她唇角的绒毛像花骨朵上的丝丝纤维，愣愣神，原来只是错觉。

　　我爸我妈都是部队里的篮球运动员，因为他们的转业，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转到东山区的一所C类小学。那时我11岁，长到了1米65。在那个班，因为所有的人看我的眼光都是怪怪的，我的感觉怪怪的。后来仅有的一个同班朋友告诉我，我的到来对班上的某些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首先是我成了第一高度，甚至连一些体育生都被我比下去了，觉得很窝囊；后来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安排下，我当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因而又得罪了人；最后是我的成绩很好，一个插班生，有很高的个子，很引人注目，可是，居然成绩又很好！——我现在的朋友圈中基本上没有五年级、六年级的同学，但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远离我。

　　六年级的男生开始把我叫做“校花”，这大约是生活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胆大的男生不断以各种办法在我们班门口出现。起初，是零星的几个人在窗子旁边聚着，或者是好奇地张望，或者是隐讳地议论。很快，不时有搬着一大沓作业本的男生，在经过我们班门口准备上楼时硬生生地摔倒，身体随本子稀里哗啦地砸进教室。在确信这些残酷的表演是因为我而让班门口的楼道成为高危地带时，我就想，倘若我不在教室里，他们会多么失望啊！有一次，一个男生在门口叫我的名字，说是少先大队召集宣传委员开会。我刚走出教室，他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脖根。我抗议：“怎么不去办公室呢？”他的额头亮晶晶，告诉我：“我们在打赌，我告诉他们我认识校花。”他甚至连谢谢都没说，只是把手一扬，就一阵风似的窜上楼。我抬头去看他指着的方向，在对面高一层的走道上，一大帮男生在很兴奋地叫和笑。阳光在我们那幢四合院式的教学大楼里张扬地跳跃，我倏地觉得激动，索性惬意地倚在楼道栏杆上，隔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灿烂向他们招手。

　　旁白：郑莹莹告诉我，那一日的阳光，那一日六年级男生各色的笑，成为她小学混沌记忆里很煊赫的回忆。从那时候起，她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没错，我是校花。

　　初中生活要快乐得多。当高挑出众不再招来惶恐和嫉妒时，我自然很快成为学校里的风景。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主动接近我，而不是像六年级的男生那样扭扭捏捏。我的打篮球的爸爸妈妈很敏感。妈妈说你要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爸爸则说要像你妈妈一样矜持。我不明白有高度的女生应该怎样，也不清楚妈妈曾经是怎样的矜持，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是希望我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校花。我想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继续拔高，很快就过了1米70，算是天天向上了吧；我拒绝了所有的追求，排除杂念，在理科的学习上也保持了校花应有的尊严。

　　初二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安排下，我开始参加模特儿培训班，继而参加广州的各类模特儿大赛，有时候还飞北京去参加比赛。同学们很难看到我，一见我老远就打招呼：“回来啦？——咦，走路怎么怪怪的？”我便耐着性子解释：“一字步，猫步，知道吗？”男生们喜欢缠着我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一次，他们说：“校花，最近得奖了吗？”我说进了“安安杯礼仪大赛”决赛，正作最后准备呢！男生就问：“什么是礼仪大赛？‘安安’是什么？”我笑了：“礼仪大赛就是选美呀，安安呀，是一种纸！”我怕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忙不迭地跑开。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就越发显出羡慕或是景仰的神气。走在校园里，很多给我写过情书的男生开始习惯远远地注视着我。他们敬而远之的微笑让我感到孤独，但是我渐渐明白：要做有高度的女生，必须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