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故事与春天的故事

　　在我少年初知事理的时候，我就不幸地得到了一个沉重信息，我的血源先天不好，并非来自生理疾病，而是社会意识所表现的憎恶；我的父亲出生于大巴山中一个富农家庭。富农与地主当时简称“地富”。换句话说，就是“坏人”与“敌人”的代名词。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祖父。我是新中国五十年代后期才出生的，而我父亲按时代的话说早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参加了革命工作”。但当我报名高考填志愿书时，我父亲单位的主管政审领导仍然慎重地拿起笔来，在我名字下边划圈并写上了“地富家庭出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另一面意思就是也可能教育不好，那么，下场即……

　　总之，我有如希腊诸神中的魔神撒旦之子，先天就被烙上了耻辱的红字，似乎要终身为自己的身世赎罪。那时候颇多填表项目，首栏中特别显眼：家庭出身。每当我的旁桌自豪地写下革命干部或贫农、工人时，我的眼里几乎要羡慕得冒出水来。回想他们平静而骄傲的神情那可不是撒旦，是月神与酒神，是插翅的天使。多美好。按道理我本也可填上父亲的职业：人民教师，但如此这番班主任总要刹有介事地为我改正过来：地富。然后目视我神情很严肃地补充一句：要诚实。

　　我经常幻想地富当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以印证的唯有电影《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我常常幽怨地埋怨父亲不去参加红军。出生于1930年的父亲遗憾地说红军兴许不会要几岁的娃娃。

　　文革来了，地富血统更难过了。我至今仍痛苦地记得一次在河边游泳时，一个大孩子将小便尿到我裸背上，他口里即说：“涮地主”。灼热的疼痛非身亲经历者不能体会。那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从某种角度说，它可以摧毁人。

　　16岁，我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远行，只身跋涉，最终落足川西北若尔盖草原。借口是热爱高原风景，意识深处兴许仅仅是远离灼热的痛楚。但你的红字是洗涮不掉的。你看着别的人佩花参军或负笈上大学，你要负责任并有意识地把自己排除在外，而且脸上要保持虔诚与知足的表情。因为你仅仅需要一个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和较为平等的小环境。

　　边塞部落中的纯朴民风的确给了我许多呵护。我在这里，受到藏族同胞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孩子把小便尿到我背上，对我稍稍过人的美术与书写能力，他们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同时下去落户的知青同伴患难与共，虽然他们潜意识差不多一致认为我会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首席代表，但他们并不公然在我面前表现优越感。

　　蓝天白云，草原就是我的家。虽然她时有无情的暴风雪，但她相对自由的空气，对我非常重要。我常常闻知高音喇叭通知，请我到公社有紧急工作去做，我便骑上马倌为我套上的一骑驽马，在草原上且快且慢，心内甘苦自知。我的工作不外是刷标语、写广播稿之类，人尽其职，我有可能终身是这儿一名牧羊人兼职的文化通讯员，由年轻到年老。

　　四年牧人生涯，记忆最清楚且极为震撼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金色的秋天来临，草原已在为过冬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一声春雷却平地炸响，国家要恢复高考，要废除好些年实施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保送推荐上大学制度。即便这样，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只是用含着敬意与祝福的目光投向我的门第高贵的战友，然后跳入工地深坑继续作业挖建草库囵。直到公社副书记来揪着我肩膀说，你还不回去复习功课，若能考上，你也可以上大学。现在邓副主席出来了！

　　邓副主席，那位遥远的面相慈祥的老人，果真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么？我已清晰地记得他曾经也是“出来了”，但结果不久批判漫画又上了墙头报。

　　我放下牧鞭和铁锹，拿起了生疏甚至就是完全陌生的课本，生吞活剥，在近一个多月昏天黑地的复习中，仿佛坐上了一列梦想列车，有时候真的一梦醒来，需要使劲掐自己手背和股腚，才知这复习是真实且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