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的土坟

    “按人民的方式生活”，托尔斯泰说。就是这个大贵族出身的人，这个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列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镜子”的大文豪，他的墓称不上墓，而是一堆土。

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任何标志。离莫斯科约有一百余公里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静静地睡着——“我至死将毫不停顿地进行政府认为是恶而我却看做是在上帝面前应尽的神圣义务的事业”（致内政部长的一封信）——一位连死亡都不畏惧的老人。

他已年过八旬，为了实现他“平民化”的夙愿，为了彻底摆脱所谓“高贵”的贵族生活，他弃家出走，顶着星星，冒着寒冷行进在贫穷而广袤的原野上。十天后，因肺炎，他倒在了大旷野的不归之路。依照他的遗嘱，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的庄园。这个庄园是他出生的摇篮，他要回到他最初的家。

他是贵族，地位显赫；他是伯爵，享尽荣华。到了晚年，他要身穿布衣，耕田犁地，要以人民的方式生活，要以爱拯救自己，以自身修养求得新生。

有两则轶事铺展着一颗高贵的心灵。

图拉市准备上演他写的话剧，他去看排演，被看门人拒之门外，误认为是一个好看热闹的“老农”。又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位贵夫人把他当成搬运夫，差他去盥洗间取回他忘在那里的手提包。他遵命，为此得到五戈比的“茶钱”。当同行的旅伴告诉贵夫人。她差遣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时，贵夫人险些晕过去；“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请把那枚铜钱还给我吧……”托尔斯泰不以为人然，说：“您不用感到不安，您没有做错什么……这五戈比是我劳动所得，我收下了。”

可是，你不要错看了这个宽厚的人，当暴政和不义到来的时候。

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０日，已八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赫尔松的斯特里尔比茨墨，十二名农民因抢劫一地主庄园而被判处绞刑。这使托尔斯泰异常愤慨并陷入沉思，于是，他以《我不能沉默》为题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洋洋万言：

“人类的兄弟们！醒悟吧，反省吧，要明白你在干什么。回想回想你们是谁。

“要知道，你们在成为刽子手、将军、检查官、法官、总理、沙皇之前，你们首先是人。

“……可是你们在做些什么呢？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带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心，带到绞刑架下。

“……人们害怕你们，象害怕刽子手和野兽一样。人们奉承你们，因为他们在心里鄙视你们，憎恨你们，——那是恨得多么厉害啊！”

这篇文章旋即被发表，发表的报社旋即被查封。沙皇政府旋即逮捕了一批人，有人仅仅因为读了这篇作品而遭到监禁。

当人民成了政府镇压的对象，当暴政和极权无情地压抑着真理和自由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良心，听到他们真诚的怒吼。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左拉，还有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他们都曾经呐喊，战斗，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和不屈的人格为黑暗、不义的世界带来些须亮色。

当生活中突然涌起了太多眼花缭乱的诱惑，当我们还在为几十年短暂生命中所谓名声、钱财、舒适、官位斤斤计较时，当我们为蝇头小利、闲言碎语、无所事事、勾心斗角而苦恼，而沾沾自喜时，是不是太没人之为人的生存内涵了？

托尔斯泰，用博爱、自由、平等、呐喊的一生谱写的墓志铭，深深地刻在大众心上。他是俄罗斯伟大的一部分，那小小的土坟是地球上一座巍峨的高山。

（选自《散文》２００３年第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