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汉 字 的 适 应 性

论 汉 字 的 适 应 性

郫县安靖中学     雍志

汉字是一套高度适应汉语言的具有极强社会适应性的优秀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汉字在小篆之后基本定形，至今两千多年，历无数时世而没有太大变化，呈现出一种超稳状态，而且还能联古及今，适应现代，不断地发挥其思维工具和文化载体的作用。这本身便证明了汉字极强的适应性。

汉字对汉语有超强的适应能力。

首先，形体固定的汉字，专字专用，具有很大灵活性和独立性，与缺少形态变化的汉语是相适应的。汉语言是单音节语，它的结构单位本身没有语法的变化。汉语的音节是直接和意义相联系，是表意的语音单位，汉民族的语音感知单位是声韵调而不是音素，声韵调时能够区别意义的。汉语的这种语言结构就决定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学过英语的人知道，英语这种语言在形态上极富变化。而汉语言在形态上却没有变化。汉语在构词时以词根复合为主，没有英语那样大量的只变词性不变意义的前缀，后缀（汉语也有数量很少的“缀”）。汉语的基本感知单位是音节。而一般说来，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用一个汉字表示（“儿语音”例外）。可见汉字的形体固定，专字专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与汉语的单音节、活动自由，易于组合的特点是一致的。

其次，汉语普通话中的基本音节410个左右，加上声调，也不过1300个左右，即使在宋时《广韵》中的章节也只有4000个左右，而清《康熙字典》收字47000个，在《新华字典》中也有7300个字。用如此少的章节去表现汉语言中众多的词语结果使汉语的同音字大量存在。即使机械的平均一下，一个音节也要分摊五个以上的同音字。这个问题不好好的解决，我们的交际将有很大的困难。同音字的大量存在使汉语言的语音形态传送信息的功能和效率锐减。汉字音意并重并举的特点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汉字中，形声字占80％以上，形声字这种形式的字就是音意兼顾的。如果不使用音意兼顾的汉字根本无法在书面上把这些大量的同音词区分开来。尽管有如此众多的同音字的存在，但我们并不感到语言的书面交往的会么困难。

再次，汉族活动区域极其广大，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大的就有七大方言，还不算方言区内部的次方言的差异。因而不同的方言区的人的通话并非易事。而汉字表意兼表音，字体固定，汉字的这种表意固定表音灵活，使汉字成为不同方言区人们书面交际的有效工具。虽彼此说话听不懂，但只须提笔写下，方言阻隔尽扫。

最后，由于汉字形体固定特定的形体有特定的意义，或者说，由于汉字的表意性特点使汉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固定的读音而单独表义，所以，古今汉语书面语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尽管，古今音变巨大。不管古人怎样读，但我现在仍然可以较简易的学习和欣赏古人的语言物化的语言作品。二千多前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依然亲切自然，毫无生疏感。比英美人读六百年前乔叟的诗如何？可见汉字适应了古今音变的需要。

由此可见，汉字对汉语言的适应性是强的，也就是说汉字适应汉语的需要，并不过时。难怪德国当代著名语言家库尔马司说：“汉字系统是适合表达汉语的，如果这样说太过分的话，至少可以说与适合表达的其他语言相比，汉字更适合于表达汉语，因为汉语是一种孤立语。”

汉字对社会的适应性也非常强。

汉字的社会的适应性又是怎样的呢？或者说汉字的优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汉字的超方言性质有力地维护和促进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功莫大焉！世上有今无古的文化很多，而有古有今的像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汉文化的文字基础的汉字的长命与汉文化的绵绵传统之间难道没有某种有机联系，或者说，汉字强大的生命力是悠久汉文化的责任之一。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如同汉文化离不了汉语言一样，是一种棒打不离的关系。数千年来以汉字为表征的文化置身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社会的更替，无度的战乱，民族的大融合等客观外在的“利斧”理应斩断却始终没有像古埃及那样把汉文化的传承斩断。这个大型的体系没有发生可以预期的文化断裂，难道就没有汉字这“古老”的“顽固”的文化表征的巨大功能劳？这有历史为证。

其次，“古老”的汉字在今天仍很“年青”。“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进化观认定表意文字处于文字进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们由于以词素为发音单元，就必须不断创造大量新的表音符号，以配合社会发展人类思维的日趋复杂。”那么汉字是怎样适应社会的呢？汉字依靠形声、指事、转注、假借来实现。特别是首席造字法的“形音”，以它自身的意义兼备拼合自由，同化分化、丰富能产、集直观与表音于一身而适应环境。就拿以前没有，现代才有的化学元素名称？与英语中的氚(tritium)相比，谁具有直观性谁具表现力？汉字氚，一看可知它是气体的范畴，而英语tritium如果没有一点化学常识，即便念出亦不知其大义。在现代的科学文化的研究，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使用汉字的而成为一个拙劣愚昧的民族。原来计算机是为拼音文字而设计的，现今汉字也要“幸分一杯羹”。看来汉字是“老当益壮”，即使现在也不减当年。

再次，现代生理学、解剖学也对汉字产生了兴趣，这小方块，空间固定，以一信息点直入，眼球底部一次成像，即为右脑图象直接摄掠，删除了拼音文字非得语言介转换成意义后再进行译读的过程，因而汉字具有最佳信息文换程序的文字。文字作用于右脑，也作用于左脑，因为汉字是形、音、意在左右脑同时起作用，较拼音文字只作用于左脑要具有优势。汉字具有的形象思维的特点，对幼儿能极限式的诱发儿童的潜能。难怪法国儿童要学习汉字，其目的不在学一门语言而在于开发儿童的右脑。汉字的组合关涉到许多知识，如分析、综合、逻辑、几何、数算、建筑、美学、绘画、统筹乃至思维方式，可谓全方位多层次，无怪古语云：“诗书画不分家”。幼儿学汉字，的确力不从心，但学写一个字要管多种方面，可谓“一石几鸟”。中国人聪明，难道不跟汉字的多元价值有些“瓜葛”？因而汉字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

以上尽在谈汉字的好处，好像成了“国粹派”。我也承认汉字有它的缺点，如难学，正如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点一样。关键在于我们是要“鱼”呢，还是要“熊掌”。

随着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汉字也需要不断改革。

第一，汉字要不断的改革。文字是辅助语言交际的工具，一种文字，如果它不能很好地完成记录语言的任务，不便于应用，那就得加以改进或改革，在世界文字史上，对某种文字进行改革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语音结构，在本世纪20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和越南原先用汉字，现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原先以汉字为主体，搭着用些假名（音节文字），现在以假名为主体，搭着用些汉字。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是不是适应现代汉语的情况，能不能满足我们的社会对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比如1955年的文字简化，有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就是一次很好的改革。我想“与时俱进”是明智的。

第二，汉字的评价现在还褒贬不一。远在宋朝，就有一个叫邓肃的人说过：“外国之巧，政治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引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的事物多了，其中句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大不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但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五四运动时期，在呼唤科学和民主，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思潮下，学者们高呼汉字革命，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钱玄同曾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一文，该文集中反映了当时对汉字改革的思想。钱玄同对汉字的批评概括为两点：一是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二是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汉字的认识带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他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没有看到汉字的优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对汉字的评价继承了五四以来汉字革命的传统，但摒弃了对汉字全盘否定的片面观点，没有采取“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文革以后，随着对汉字研究进展，许多语言文字学家提出要全面的科学的看待汉字的主张，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又要看到汉字的缺点，把汉字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

第三，改革“方案”现在还争论不休。在对汉字改革是否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辩论中，对于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我想汉字的改革不是一个两个专家闭门讨论就可以决定是这样还是那样，正如汉字当初不是一个两个专家创造的一样，这是一个“集体”参与的过程。改还是不改，这样改还是那样改，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去决定。既然汉字已经坐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那就让它继续按着它的轨迹去发展吧！既然我们的祖先能够创造适应性很强的汉字，那作为子孙的我们也一定有智慧去发展它，然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

总之，汉字是有其生命力的，是适应汉语言并适应社会的。西方学者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正如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人不废除自己的特点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汉文化基础之时。”我想，这是很中肯的。汉字既然能经数千年风雨走到今天，那它也一定能走向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