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高考40年，改变命运的只有两代人

　　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戏就要上演了。今年适逢恢复高考40年，40年来，“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艰难，却越来越多人相信。第一世代高考神话已经结束，成功者们对整个社会制度重新洗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谨防后来者对自己地位的撼动。还是要预祝考生们考试顺利，毕竟当高考之后面对社会真相时，只会发现路更加难走。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世道人心有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值得在此追述一下。首先是经过大学教育爬上社会上层的流动阶梯，对个人生涯的作用，依据经验观察，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受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是截然有别的。此后，一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进入社会政商学各界掌权，对权力公共性水平的影响，本文也尝试着进行一次初步的回溯。

　　恢复高考对个人的成功阶梯的影响，处在成功阶梯顶端的大学生们掌权后所支持的社会变革方式，以及由他们自己的学识和政治认同产生的社会再认识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很明显，有必要在经验基础做一个初步的展望。

　　一、大学生的三个世代

　　在改开时代，个人或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同时毕业之后工作预期收益是越来越低了。

　　从经验上看，有着明显不同的三个世代相比较而存在着。第一个世代的投入收益比最好，他们的成功就如同神话一般，别人需要努力二三十年才能够达到的成就，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生只用几年时间就达到，这一批人的成功之路被人称为无法复制的“新三界神话”——1977-1979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们，这一批人可以称为神话世代(也有人贬称为“暴发户世代”)，这个时代的人群，个人支付的教育成本很低，而毕业工作之后获得向上流动机会最好——因此获得有形或者无形的收益最高。神话(暴发户)世代中间，很多人都是网络明星，受到观众关注度极高，例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北大教授贺卫方，山东那个邓相超，还有那个人民的名义中间的祁同伟应该也是。这群人的主要特点是拒绝公共性维度的反思，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持有一种不加反思的努力方向——有一种把追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进行到底的潜意识，还认为这才是现代的普世文明。

　　“暴发户世代”典型代表祁同伟(图片来源：剧照)

　　第二个世代可以称为“过渡世代”，其代表性群体是八十年代中晚期步入大学然后迈入社会的时代，这个世代的毕业生通过平均水平的努力，能够在城市挣得养家糊口的地位和资源，获得小康水平的稳定生活，这个可以称之为过渡世代。第三个世代的代表性群体，是九十年代朱镕基大学产业化海量扩招之后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支付了巨额的教育费用，毕业之后却找不到一个收入足以支持其养家糊口的工作，缺乏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不得不蜗居在城市的郊区村，从事各种稳定性极低同时收入也不高的职业，这个可以称为“蚁族世代”。

　　“蚁族世代”的艰辛无奈(图片来源：网易人间)

　　在蚁族世代，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已经极度地不合算了，但是中下层社会成员对此并不十分了解，往往还怀有过高的投入意愿。这使得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依然生意极度兴隆。在蚁族世代，大学毕业早已经不是个人获取向上流动机会的合理出路了，大学毕业生的预期职业收益快速衰减，业已构成了阶级固化的主要标志。阶级固化时代，人们根据社会现象归纳出一个“拼爹时代”的概括，这是非常形象和精准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爹肯定就没有好工作和好的出路。

　　在这三个世代的相互关系之间，一边是蚁族找不到出路，一边是暴发户世代的“好爹”垄断好机会。而过渡世代则被逼迫对子女教育进行高投入以避免后代落入底层，过渡世代的高投入意愿在大中城市被暴发户世代中间的商人群体群落充分利用，对其钱袋进行兜底搜刮，学区房的价格暴涨，反应的是过渡世代的罗掘俱穷的上限。

　　二、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状况考察

　　在中国目前各种制度中间，高考依然是相对公平并较少受到权力和资本渗透的领域，这个公平性被用于诱导社会中下层家庭的过度投入意愿。1976年《红旗》杂志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请看苏修一种新行业》，文章就是介绍因为苏联的大学教育成为一种“读书当官发财”出路和阶梯，所以，为了帮助子女获得好的考试分数，许多父母被诱导投入很多金钱请补习老师，给自己的子女“课外加课”以提升解题能力。今天中国的状况，远远超过了苏联当时的零散补习表现，而是出现了高度制度化的高考经营模式，安徽毛坦厂中学的出现，就是高考补习事业的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的最新成就。到毛坦厂来上学的学生家庭，多数是出于社会中下阶层，绝大多数家庭肯定是没有“好爹”的，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蚁族一份子的可能性极高。

　　毛坦厂中学送考盛况(图片来源：凤凰新闻)

　　对于中下阶层家庭而言，对高考进入高投入的选择，结合业已固化的阶层状况，去计算投入产出比，要是认真算下来肯定是很不合算的。即便是毛坦厂的补习很有效，能够短时间提升学生的解体技术一大截子，以高升学率来完成自己的补习契约，但大多数中下阶层家庭的指望依然会落空，大学生毕业之后想要进入小康阶层的可能性极低，甚至还会反过来成为家庭的拖累。早两年王春光博士的回乡文，已经从经验出发指出过，农村最贫困家庭有两种：一种是老人病人家庭无人外出打工的，另外一种就是家里有人考上大学在城市工作的(这些人自己顾不住自己所以无法回馈父母)，这个经验实际上应该算是中下阶层家庭，在大学教育方面高投入之后的平均产出状况。

　　未来总是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性，现实是需要对子女教育尽力而为，由此，不仅催生了高考工厂的繁荣，还同时带动了小镇的房地产，离毛坦厂镇子不远的民房上写着地产广告词说“小投资高回报、做毛中大房东。”导游说还有一个更为直白的广告词是“跟着毛中发大财”。

　　毛坦厂中学周边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在三个世代群落中间，大学教育投入产出比衰减的如此迅速，实际上与两个状况有关：一是毛时代的公费教育制度的逐步废弃，这导致个人或者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二是改开早期上层社会有大量的带填补空位，有碍于社会流动的各种社会藩篱尚未形成。

　　毛时代也有一个高居于工人和普通干部群体之上特权阶层，但这个阶层的人数极少而是历史因素形成的，总人数低于人口数的百分之一，邓小平时代开始再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间，顶层人群数量出现了一个短时期内急剧膨胀的过程，结果短期内顶层位置出现大量空缺，因此这个时期顶层位置对底层的开放性是最强的，暴发户世代很多人得以填充进去。因为早期社会结构承接毛时代而来，毛时代上层阶级虽然存在但人数极少，邓时代采取各项快速膨胀上层阶级人数与收益率的政策，结果在短期内出现上层位置大量空缺的现象，就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好爹的大学毕业生，往往也能够在上层找到一个无人占据的空位并填充进去，导致早几届大学毕业生能够轻易地在政商学三界找到好位置。

　　这三个世代的状况，很好地体现了四十年来，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快速上升，同时，上层社会的空缺位置越来越少导致通过率急剧下降，两者共同决定了高考和成本以及由此改变命运的成功率。

　　在高考越来越无法改变命运的时代，中下层家庭对于高考的投入意愿和能力，却反向攀升到历史新高。除了毛坦厂中学这样的例子之外，衡水中学开始了全国办学的扩张性努力，其某个分校开出五十万年薪外加住房的条件招聘教师公告，让人们看到了高考产业化的最新深度与巨大潜力。毫无疑问，这些招募教师的高成本包括办学方期待的利润目标，都将会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是与潜在市场蕴含着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完全匹配的。

　　三、大学生官员充斥社会带来的显著影响

　　今天回顾，最幸运的群体就是恢复高考之后进入高校的那几届大学生，他们成为最优先的精英候补梯队。而且，这一个人数受到很大限制的候补梯队，面临着阶级快速再形成过程中的大量空缺位置，这些位置对为数不多的候补群落来说，几乎是毫无障碍地敞开供应政商学各界的机会和机遇。结果，在很短时间内，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生，就快速地填充到了社会阶梯顶层的百分之五的上层位置上。在第一世代的暴发户世代人群中间，相当一个比例的人数，通过平均水平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努力，就能够占据一个顶层百分之五的位置。

　　从这样的经验出发，“高考一考定终身”“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全社会蔓延开来，还成为今天底层家长选择补习高投入的参照系，是衡水中学全国性扩张的一个支持因素。

　　在高考标语中，大家还在相信着“一考定终身”“屌丝能逆袭”(图片来源：凤凰网)

　　与这一批大学生在社会各界掌权相对应，毛时代舆论宣传的主调——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阶级话语和公共性要求，都悄悄地消失了，改而以专业化水平和效率话语来进行合法性论证。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从前的工农干部就算是有很高的服务精神和献身精神，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知识过于贫乏，老是好心办坏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一种更具专业知识技能的新型人才，才能够领导和操控，保证社会生产的高效率实现或者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总而言之，专业和知识比服务精神和公共性更为重要。毛后时代的宣传中间，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拥有大学文凭，就会被推定为可能掌握“客观规律”或者“真理”，理解现代文化知识和技能，实现高水平的领导。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个宣传模式“人才掌握规律带来效率”，已经成为合法性生成的主要渠道。

　　所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联系从革命时代的工农干部无法掌握的现代文化和规律真理性，诸方面的对照来理解和看待，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次堪称快捷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这当然要意味着“干部从哪里来”的根本性转变了，一位转型期的组织部长曾经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这个转型的深刻内涵：

　　“全国现在有脱产干部一千八百多万名。党的干部队伍，总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补充新干部，从哪里来呢?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因此，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严格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但必须挑选年轻、有文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与这个政策紧密相关，有些历史形成的代表性很强的人物一时难于摆脱，就刻意安排进大学拿文凭之后再回官场供职。例如毛时代全国著名劳模吕玉兰，就曾经“被离岗学习”三年，之后才回到河北省农业厅任副职，这样，她也是有文凭的人了，算是跟上了新时期的任职标准。

　　权力远离民众的生活和体验，毛时代工厂基层干部往往要做“家访”和“谈心”，与自己管理对象进行多方面的情感沟通和思想交流，除了其工作状况之外，家庭困难也在工作范围之内进行帮扶。不管是工厂里还是官场中间，家访和谈心都是常见的上下级有效沟通方式。

　　工厂里的管理者换成高校毕业生之后，与工人谈心的能力也逐步地丧失了，双方关注的事务和发言的方式都逐步地形成了巨大的区隔，业已不存在彼此进行深入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性了，因此，劳动者对管理权运用的体验就逐步地回归了工人工具化的地位认同，应该说，这是一种人为政策塑造的阶级区隔，阻断了曾经有过的有效互动与交流过程，加深了异化的体验和基于管理权的对立，弱化了管理绩效。

　　这是一场真正的质变，不仅涉及到权力的实际运作规则，更为深刻的是彻底改变人们对权力的体验。在原本的权力体系中间，能够很好地与下级交流并共享某些重要经验，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标准，在那个标准之下，“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被认为是欠缺了最为重要知识或者素质的干部，需要再群众化的过程加以弥补。现在，反过来认为“三门干部”是最合格的干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堂门槛的高低，到现在，已经认定国内的大学培养的三门干部不如海外大学，所以进过海外名校大门的优先得到重用和提拔。在这个“三门干部”受欢迎的背后，是否认掌权者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和劳动经验而提升的、与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否认掌权者需要通过自身的亲历和经验去增加自己触摸劳动者的疾苦和心灵那种一种能力，此后，这样的能力就不再成为当干部所必要的技能：文凭就成了最优先的任职资格。

　　就执行力方面而言，除了重视源于制度的执行力之外，毛时代还很重视干部个人得到群众拥戴这样一种“执行力加成”。毛时代很重视个人拥有被管理者自下而上回授领导权的先进分子，其个人在与群众的长期互动期间，就已经获得了群众不同程度的拥戴，这意味着在干部与群众关系上，干部个人以其自身条件就能够得到“执行力加成”，这是制度执行力的一个额外加成，也曾经是毛时代政权和组织执行力的重要凭借和依托，今天也完全不存在了。执行力完全依靠权力对下的有效控制和激励，同等诱因条件下的努力水平肯定是下降的。吕玉兰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干部时，为了动员社员冬闲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个姑娘家在大冬天跳下冰冷的水里带头干，以此去激励社员的高水平努力，这样的“模范带头作用”产生的执行力加成，也永远地从管理中间消失了。但是，管理对于效率的依赖却无法消除，由此，管理手段变得更加单一、僵硬和严厉：比从前需要更多的控制、打压和收买手段去动员被管理者的努力。

　　劳模吕玉兰，还能和老百姓一块儿劳动(图片来源：吕玉兰纪念馆)

　　在民众的体验中间，权力和管理“由软变硬”的感受，是最为深刻的。官员得不到下级和民众的正面评价和反向精神激励，也往往更多地倾向重建各种个人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垄断，这会反过来加深双方的精神区隔。十多年前老田访问吴伟煜教授，据他所见，学校下达“十万一年”的特聘补贴下来之后，在清华海龟系主任中间，那就无条件顶成本系一个特聘名额由这个名额拿十万，而且肯定是系主任自己拿，没有别人的份;但是，反过来的选择也有，好几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系主任，就把这十万特聘津贴分成两三份，自己拿一份再找两个优秀同事一起分享，把上面的规定灵活运用一下，在那群人心里不搞垄断好像是成了本能;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不同来源的干部，天然就有着巨大的落差和对比。

　　管理权分配标准的转换，到底加强了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没有，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但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任职选择及其实践过程，带来的最显著后果是：对权力异化体验的加深和区隔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