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处何需说雷锋

　　孔夫子认为，做了善事还要到处讲，或为了当善人而行善就是伪善。“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
　　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功名的引诱，伪善由歧路变成了正道，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又把伪善事业“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雷锋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学雷锋运动的发起也许是毛泽东，林彪搞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六二年一月的中共七千人会议上，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毛泽东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受欢迎的方针政策，威信大涨。然而，容忍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这不是毛泽东的修养。林彪很懂得老领导的心思，他在七千人会议上反潮流，说：我们的困难，恰恰就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国防部长林彪开始在军队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毛泽东则在全国大树军队模范。一九六三年二月，解放军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号召“创造四好连队”，“四好”的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
　　军队政工人员想起了六二年八月去世的雷锋，于是，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学毛泽东他自己，“人民日报”三月十三日发表社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正式开场了。
　　所以，与我们平时赞扬他人不同，学雷锋运动一开始就是为了推动“向毛主席著作学习”，是神话毛泽东的一个运动环节。
　　到此，请问你还想学雷锋吗？六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的极端时期，夫子讲，为善者的操守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雷锋能在无道时成为钦定的天下楷模，可称善乎？
　　很显然，学雷锋的初衷就是学政治。现在新长征时期搞不了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了，才只剩下了学他做好事这一条，你我也不必问清对方家庭成份便可以“春天一番”了。如果国人真的按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的三条干成了雷锋们，海外分子还敢回国去经受雷锋们的“严冬”吗？等着替国内的亲戚办移民吧。
　　有些人以为，雷锋是死后才成模范的，至少，他死前不是为了当善人才做好事的，不是先贤们讲的那种伪善人。
　　其实，雷锋去世前就是“行善”有名了，“人民日报”在他活着时就“曾经多次介绍过”。他在农村，在鞍钢，在部队，生前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十八次被评为标兵，并获青年社会主义分子称号，在部队立二等功，当选为抚顺市四届人大代表。
　　一九六二年去世时，他才二十二岁，得这么多的善人头衔，他一定忙得很：忙着背更多的毛主席语录，跟同志们谈心去掉非无产阶级思想，去做更多的好事，在日记中写下做好事的体会，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
　　雷锋的事迹被美化，“雷锋日记”也按革命的需要被红色秀才们修改了，即使从修改了以后的“雷锋日记”来看，为了无愧于自己的荣誉称号，为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是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为了荣誉去做好事，按圣经和孔夫子的说法就是假冒为善了。
　　雷锋也许有向善的愿望，一开始做善事也不是为了善名，但是，无论雷锋最初的愿望多么良好，他所得到的鼓励让他扮演了伪善者的角色。评先进，树样板的制度把真变成了伪，雷锋叔叔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报纸还说，雷锋做了好事有时不给当事人讲。譬如悄悄给战友的父亲寄去二十元钱，把中球月饼送给医院病人，给受灾人民寄去二百块钱。
　　奇怪的是，无论雷锋多么“谦虚”，他的善事很快就被同志们和组织上知道了，成为雷锋“争取更大光荣”的评比业绩。有了这种良好的反馈机制，雷锋同志做好事留不留姓名也无减于他的光辉了。想想看，短短几年就干了二十九个荣誉头衔，业绩不让革命群众知道能行吗？评比时能服众吗？
　　也许，雷锋真的是不是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锋这个象征，学雷锋运动使得共和国的人民越来越善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