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感动校园之——高中生3年5进艾滋村(2)

■为村民寻求药物援助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能够为村里解决药物缺乏的问题。”邓贝西说。

村里治疗艾滋病采取的是“鸡尾酒疗法”，但这种药物主要针对的是前期或潜伏期的病人。一个病人每月的药费需要100多元，而村里收入最高的人每月也就能挣500元，一些病人根本没钱吃药。因为没有儿童用药，孩子们只能吃成人药物，副作用很大，更多患病儿童则因为没有药而处于危险期。

从第一次进艾滋村起，邓贝西就一对一结对帮助了一个小女孩，叫冉冉。冉冉是母婴传染，已和病魔作战了10年。第三次再去，没说几句话，一旁的冉冉爷爷眼圈就红了，爷爷告诉邓贝西，医生诊断冉冉的病已到了晚期。

回到上海后，邓贝西从媒体上了解到，“克林顿基金会”曾为中国的艾滋病儿童无偿提供过药物救助。他立刻写了封信到“克林顿基金会”，为当地儿童申请提供药物救助。同时，利用高二假期，邓贝西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制药企业，希望能寻求到药品援助。2005年10月15日，邓贝西被授予“上海市十佳金爱心学生标兵”，颁奖典礼上，他没说其他的话，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真实的一切，然后向在座的媒体及慈善机构说：“请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我只是个高中生，能力有限，但我会尽我全力，不放过任何可以帮助他们的机会，否则对不起他们的信任。”邓贝西说。2006年春节期间，他第四次进入塔木村。这次和他同行的是上海“金爱心教育慈善研究会”等慈善组织的考察人员。“还不知道有没有援助方案，但至少有希望了。”邓贝西这样说。

■希望有更多人参与

邓贝西在网上注册成为艾滋病志愿者后，初期的工作是在社区、广场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分发“防艾”宣传材料。他总忘不了那时的情景——当他微笑着把传单递给路人时，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异样的目光和害怕的躲闪。

“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存在于广大民众身上。”邓贝西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身边的人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及误解，“至少不要歧视艾滋病人，要给他们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

2004年，邓贝西在上海中学发起成立了“同一社”，意思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同一片教育蓝天”。从最初的40多名会员发展到如今的100多名会员，邓贝西很欣喜。社团定期在学校里发起募捐，为艾滋病儿童筹集物品，并帮村里建起了图书室。同学们还和艾滋村的孩子结对通上了信。

如今，村里刚新成立了一个“HIV”篮球俱乐部，俱乐部队员中有60%的人是HIV携带者，他们希望通过运动来增强体魄，抗击艾滋病，反对歧视。因为队员们都很崇拜姚明，邓贝西又开始忙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系，希望将艾滋村民渴望健康、渴望沟通的美好愿望传达给姚明和篮协。

“3年里，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异样的目光，现在又是高三了，功课很紧张。”邓贝西坦言，“但我不会放弃。”

被安南赞为“中国抗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老人说过一句话：“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邓贝西说，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他的座右铭。（摘自《上海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