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是个孤儿。父亲出生还未满一岁，爷爷因病去逝，奶奶改嫁他乡。刚刚断奶的父亲便和曾祖母生活，祖母俩相依为命。我无法想像父亲和曾祖母是怎样熬过来的，但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几个儿子讲他那时候的生活。父亲总是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记得清明节多给曾祖母坟头磊几方土，多烧点纸钱给曾祖母。父亲和母亲闹口角后，母亲常会抱怨，当时父亲家一贫如洗，连结婚时用的被子还是曾祖父和曾祖母为爷爷奶奶结婚时准备的。

　　父亲是民兵连长。读完初一父亲辍学了，因为年老的曾祖母已无法供父亲继续求学。那一年，父亲12岁，开始在大队挣工分了，放牛，锄地，插秧。3年后，父亲加入民兵连并很快当上了民兵连连长，管着上百号人。父亲说，那时候他背着一杆步枪，枪比人还长。那时候父亲很贪玩，趁开会或休息的时候和人打纸片（崇仁话俗称打卦卦），又得了一个名号——“卦卦连长”。喝了酒后父亲会很得意的告诉我们，他16岁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很多时候是一个人。

　　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和母亲共承包了十亩地，大部分是用来种粮食的。那时候大家缺粮缺怕了，分到田后都一个劲儿的种田，家家都粮满仓，谷满屯。但好景不长，年年粮食大丰收，家里的余粮越积越多，也卖不出个好价。父亲又寻思着其他的方式，后来开始种甘蔗，大概每年种好几亩甘蔗。冬天就到外地卖甘蔗，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南京和西安。但父亲贩卖甘蔗大部分都是赔了，而且赔的不少。据说母亲讲，家里种粮存下的钱赔光了，家里还欠债1万多元，那可是上世纪90年左右啊。我也不知道父亲当时候的心情是怎么的，但父亲并没有放弃种甘蔗。按母亲的话讲，父亲认准了的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我很喜欢吃老家的甘蔗，现在上海卖的甘蔗大部分都是广东浙江那一带产的，咬起来没有感觉，那种丝丝的甜清清的汁找不到了。

　　1995年，父亲不种甘蔗了，改种棉花，用了一半的田种棉花。这次父亲赢了，棉花长势喜人，而且那年的棉花价格买的特别好。年底，父亲用卖棉的钱还完了所有的外债，并被乡上评为种棉能手，还戴着大红花到乡上传授经验。第二年棉花丰收后，父亲说家里也是万元户了，第三年，家里就盖了村里头唯一一栋实砖两层的楼房。

　　我恨过父亲。1998年中考，因五分之差我没有考上崇仁一中，按母亲的意思是想借钱买一个名额，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忘了当时的心情，痛苦或是迷茫。暑假，我赌气跑到上海姨父家，准备投靠他学做生意。随后的一个月，我在浦西的一条小弄堂里卖生姜，每天晚上骑自行车去十六铺拿货，回来后把生姜分成一片一片，一块钱一片，也不用称，差不多够管自个吃吧，当时人晒得比现在更黑。卖完生姜回家，躺在地板上我怎么都睡不着，我做梦都在告诉自己，我讨厌卖生姜我要读书。我抱着一丝希望等父亲回心转意，等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父亲爱喝酒。年轻的时候能喝上一斤白酒，我不怎么喝酒酒量都不赖，有很一部分归功于父亲的遗传。父亲酒一喝多，就爱说话，说心里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现在年龄大了，父亲喝酒喝的少了，除了早上，几乎每顿饭前都要喝上二两。为此，母亲没有少和父亲吵架。父亲有一个愿望，当他老了赚不动钱的时候，希望我能时不时提一两瓶酒去看他，陪他喝上两口，说说事。

　　父亲在上海做农民工。1999年，我的两个弟弟因诸多原因没有念完初三就辍学了，父亲和母亲抛弃耕作了生活了十几年的泥土地，来到上海成为农民工。父母亲一直在宝山罗店菜市场经营一个摊位，这些年赚的钱就花在我一个人身上。尽管如此，父亲总是鼓励我，教育我好好做人，穷要穷得有志气，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父亲的年龄渐渐大了，头上的白发也多了，走路也没有以前稳了。去年年底，我正在准备期限末考试的时候，父亲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了，母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禁不住的哭了。我赶紧打电话给的朋友，这个朋友是跑医疗卫生条线的，是一个很好的兄弟，安排我父亲到华山医院作检查。在此，感谢这位兄弟。在此，我许下第二个承诺，尽快将父亲的病彻底治好，不要让自己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感动:我的父亲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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