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医生

    我喜欢用“刘医生”来称呼老爸，一直是这样，哪怕是现在。不仅仅是因为在语言色彩上有丰富的含义，主要是可以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弄不好还可以成为讴歌父子情深的千古绝唱。我们还喜欢在对方的肩膀上重重一拍，以示关爱，而这些都被作为父子楷模迅速被传为佳话，瞧，人家父子俩！
    其实，我对刘医生那种每天和病人缠绵在一起的做法颇有微词。我当然希望他是那种爱妻亲子、顾家恋窝的好男人。虽说刘医生的工作明显是作为一名人民公仆在为祖国的工作添砖加瓦，但凡事还是得有个度。
    我对刘医生的要求甚高，与其交往却甚少，偶尔共处一室，也只是闲扯哪位护士被我们班的男生看中，从而男生立下以后生病只到他们医院住院的宏愿。绝对不会像对面三单元二楼东边的母子俩，尽谈些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王跃文官场小说、中国即将加入WTO等。由于平日遵循“我在家他在外，我睡觉他回来，我上学他睡觉”的客观规律，像这些费时费力上档次的话题，在我和刘医生之间是没有生存空间和发展前途的。
    高三的日子如刘医生手中的“芙蓉王”（香烟）一样越来越短，我的精神也越来越恍惚，老想着揍个人泄泄恨。我不敢找同桌，因为从他眼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没有机会实施，直至高考前的第二天。为了惩治刘医生那种类似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为了延长一点他在家的时间，我无所畏惧地冲上去和他干了一架。发现刘医生其实是“拳击教练”后我瘸着腿去了考场……
      之后，碰见“教练”仍唤之医生，完全没有火拼与高考皆失利后的沮丧内疚。引用一句不知道是谁说过的话：“没有道德的人何必和他谈道德。”这是我喜欢的话，并一直把它视为我人际关系的座右铭。只是没想到，在高考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老妈发疯似的用这句话来抨击我，使我独自承受高考失利的压力和父弃母离的亲情变故。日子一天一天晃悠悠地过去，高考分数公布了，比我开始自己宣布的分数好很多。于是我开始趾高气扬地做人，可刘医生却丝毫没有想要因此改变起居饮食习惯的打算。本想在暑假最后一个月与他敞开心扉，两杯清茗、一轮皎月下促膝长谈，可结果却只能是我独盏空杯邀明月共饮，继而沉思。脑海中刘医生用老式单车将我载了几百公里后终被我打住，等一等，总不能将他送我上离家两公里的幼儿园的实况重播几百次吧。有些惋惜，对我来说，回忆当中，和刘医生并没有什么大喜大悲感人肺腑的、令人回肠荡气余味不止的经典。于是靠在床上，幻想自己奄奄一息地躺上手术台，隔着白床单看刘医生专注的神情，享受被关注的快乐。
    很沉沦地过完剩下的一点假期，那张重点大学通知书的到来多少让我忘却了一点对现实的不满。我拽着通知书四处招摇，同学、老师、校长、传达室，当然还有我的示威对象刘医生。当他重约140多斤的身体朝我奔来，把我抱起时，我抬头看见了旋转的蓝天，低头看见了刘医生微微谢了的顶。
    临行前我以父母从小便注意培养我的独立性来婉拒所有人送我的好意。我决定一个人步行去车站，是为了审视这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进行了三公里的急行军后，我终于到达车站，心中满是遗憾，因为我到底没把刘医生给甩了。我转过身，他正气喘吁吁地叉腰望着我，我吐了吐舌头，迎上去做了一个互相关爱的动作，差点没把他打趴下。
    进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儿子，保重”，许多学子都回头张望，但我确信那一声绝对是朝我吼的。我没有回头亦没有流泪，继续走，只是后来托寻呼小姐带了一条口讯：老爸，放心。
（责任编校/付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