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5)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也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