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手法,政治人物还是能赚大钱的

有了合法身份，富人们就能以外交政策乃至整个国家利益为某一集团服务，美国人民还真的拿他们没办法。您给布什打电话说您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板，这电话一定很有价值；但是，您说您是普通人，谁会理您呢？有个朋友，为了一件不顺心的事情要找内华达州的联邦参议员，直接来到他的办公楼前，门槛很高，他首先遇到的人身安全检查比上飞机还要麻烦，吵嚷了半天才见到参议员的一个职员，他是个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如果他是赌场的大老板，一个电话，参议员恐怕得亲自把门关上了？！

政治家竞选，你拿钱，帮政客做宣传，政治家被选出来为你做事，这不是私人交易，法律可以这么做，谁敢说腐败？那是我们民主自由的运行方式，先进啊；那是我们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高尚啊。

那一年，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上的冲突都是文明间的冲突。比如中东的巴以冲突，就是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其实是胡说八道。

亨利顿以圣人的形象出现在基督文明的最高层，为他自己的子民服务。世界各地的冲突有什么根源？归根结底，一个“钱”字，强占土地，觊觎石油，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文明冲突，而在于金钱因素，富人的贪得无厌，导致了与穷人和贫穷国家的冲突。对金钱的抵触都是来自基督文化，即拜金主义。西方的生活信条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如果美国富人深知“茶也醉了何必酒，书也香了我不须花”这一道理，那一天就不会有冲突，人与人、人与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美国主张所谓的自由贸易，但在药品管理方面却十分反对，反对自由贸易和竞争。FDA保护大型制药企业，借口是保护国内民众的身体健康。这是为什么呢？主任要听公司的话，退休后，他会立即在局里旁边设立一个办事处，那里有大的医药公司来付钱，并给他一大笔薪水。

看看FTC吧，它本来，首先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其次是为了确保中小企业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空间。为了保护普通消费者免受大公司的欺骗和剥削，联邦贸易委员会早已对此漠不关心，整天忙于充当大公司的推销员和拉拉队。在接受伟哥广告采访时，女嘉宾对广大观众说：“我男人用的是伟哥。”实际上，这句话只是一句台词，她的男人没有用伟哥，FTC不会去调查，为什么？FTC哪敢冒犯资金雄厚的辉瑞制药公司！

一本通用的游说经。

金钱是政治上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一种腐败的力量，当政客收到支票时，他们心中会有一种狂喜，他们不会去管钱从哪里来。影响深远的说客团体，就像旧时中国农村的办事风格，讲什么规矩和政策啊！取一根烟，喝一杯酒，把饭叫出来吃，就这样定了，批了！

在华盛顿，像“绿色和平”或“大赦国际”这样的组织都是小型游说团体，大公司雇佣大公司的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候选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花钱，目的是获得政府合同，减少对他们自己产业的管制，降低税收，给环境带来更多的污染，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自由贸易，降低贸易关税。通用电气经营的公司是最大的说客公司之一，它在华盛顿的说客公司雇佣了100多人，其中包括退休将军、前国会议员和著名律师。作为生产飞机发动机、医疗设备、核电站、空调、冰箱、灯泡的大公司，通用电气的说客也各有分工，有人管税法，有人管航空业，有人管环保政策，民主党议员由通用公司派专人伺候，共和党人也不会忘记。当里根执政时，里根要求减税，那些减税条款都是由通用电气公司的游说分子制定的，因此从1981到1983年，通用电气没有支付一分钱，尽管其净利润达到了55亿美元！为了能生产出一台能透视骨髓的仪器，但是为了赚大钱，必须让政府建立的社会医疗保险支付，通用电气在政府身上花了点力气，政府签署支持，这台仪器才能卖得出去。

花费这么多值得吗？价值当然。通用电气也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之一，销售范围从军事卫生纸到战斗机引擎。美国政府要打伊拉克，通用电气能否提供支持？美国政府敢不听通用电气的话让美国政府打伊拉克？

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当通用电气总裁韦尔奇高谈阔论自己的《管理经》时，没有记者问及他的游说经，我感到很失望。

只需花钱，克林顿总统就可以把白宫林肯卧房让给捐款者，让他们睡上一觉；只要有钱，克林顿总统就可以和任何不知名的外国企业家一起喝咖啡。希拉里是民主党总统啊，民主党人是为穷人请愿啊？

随便！金钱怎么样？首先拿出来！

捐助者也不管政治家来自哪一个党派，有什么政见，就拿钱办事，捐吧！您捐钱给我做生意。通常，一家公司会同时向两个党派捐款，不会有任何冒犯。雷诺？在北京做饼干的纳贝斯克公司，给了共和党一百万，同时又给了民主党五十万，钱不烧手，谁管它的子公司雷诺烟草危害身体健康？

主席候选人鲍伯？共和党元老多尔强烈反对同性恋。某个团体把支票寄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布？Doyle,Doyle非常高兴，但是当他知道这个组织的性质是同性恋时，他只好退回了支票。但是钱不能烧掉，他需要钱！选民也需要！他立即改变了主意，向该组织道歉，并将支票退回的错误归咎于自己的竞选团队。

迈克，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讽刺家。Moore做了个实验，让当时的总统候选人Patrick试试？Bucannan寄出了几张支票，抬头分别是支持堕胎和与连环杀手团结一致。Bucannan还是真的“爱娼不爱贫”，大大方方的吃，他把钱塞进腰包。

在美国政治家们进行竞选时，政治主张和治国大计是次要的，首要的是筹款。很多选民抱怨政客们花太多时间去筹款，心甘情愿地谋财，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得厉害，影响了他们为选民服务的本分，而且大笔竞选筹款到底怎么花，让每个人都眼花缭乱，腐败难逃。

为防止竞选筹款的腐败，国会颁布了“联邦竞选法”，并在魔高一尺，道高一尺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重大改进，例如1907年国会通过了“蒂尔曼法案”，禁止银行和企业在联邦选举中提供政治捐助。在1925年，国会修改了《联邦反腐败法》，在建立申报制度的同时，对竞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的竞选开支作出限制。自1947年起，《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开始实施，该法案永久禁止工会、企业和跨州银行为政治捐款提供帮助，该法案的实施将持续到1971年，而不仅仅限于总统选举。该法在3个方面遏制了筹款腐败，例如限制募款数额，努力确保募款公开，让公众知道谁捐了钱，捐了多少钱，限制募款的来源，禁止企业和工会为国会、总统等联邦政府官员的竞选活动提供捐款。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竞选公职成了一场大戏，成本越来越高，由于电视的普及，候选人越来越需要商业包装，没钱难办。一掷千金的竞选运动变成了官场上的敲门砖。为防止日益恶化的腐败，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规定为合格候选人设立公共竞选基金，使他们在当选前不向老头子求奶，当选后不做任何承诺，失去政治贞操。

 

换一个手法，政治人物还是能赚大钱的，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1995年7月，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为可能捐款的人开了一张名单，上面写着：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第二夫人，只要肯花钱就可以看到。具体明码标价：完全按照消费金额，享受不同程度的礼遇：捐出10万元，可分别与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共进两餐，可参加民主党代表团出国访问，捐出5万元可参加克林顿总统的酒会，可与戈尔副总统共进晚餐，捐出1万元可参加克林顿总统的酒会，等等。1996年，克林顿总统为筹集资金，前后参加了237次类似的筹款活动，有时甚至在华盛顿同一家酒店共进两次晚餐。这份名单公布后，美国公众对其表示强烈不满。近几年来，很多美国人要求改革美国的竞选制度，国会也通过了一些限制政治捐款的法律。但是，筹款竞选的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金钱政治的性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