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北京小升初“大考”来临

　　又是一年“小升初”。对于北京那些有“小升初”孩子的家长来说，“大考”来临了。尽管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不许办各种课外辅导班，不许通过统一考试招生，不许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小升初采取就近入学、电脑排位的方式录取，但是这种“要求”、“通知”如同一纸空文，根本无法落实。治理“小升初”乱象的呼声也已持续多年，始终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在2011年小升初大战结束之际，我们推出这个话题，请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附中前校长康健两位教育专家，以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对此作出分析。

　　两套机制：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北京小升初目前存在两套机制，表面上是官方规定的不举行统一考试，就近入学；暗处却是家长和学生为了进名校使出浑身解数，疲于奔命，如何看待这一明一暗的两套并行的机制？

　　家长：小升初就是一场战争，需要家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因为政策规定不能举行小升初考试，所以很多学校的考试都是秘密进行的。信息不对称，潜规则搞得家长疲于奔命，多个战场作战更是苦不堪言。

　　康健：官方的免试就近政策执行不力，原因在于对这项政策的误读。免试就近靠社会公平和法律保障支撑，它不是一个策略。免试意味着公平，在义务教育法里，年限放在法前面，如我们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法，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比如说，我家门口有一学校，我去念书，它要让我考试，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它给我的受教育权利追加了条件，因为我学习不好，就不让我享受义务教育。公平背后是法律，在很多国家，就近入学的条文是写入法律的。免试就近放在一起，表明了公平与法律。但这样的理念在我们的法律里体现得不明显，该强势的一方不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政府一定要强势，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和孩子也应该强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目前并行两套机制，就是因为该强的不强。

　　杨东平：现在确实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而是转换为各个学校的择校竞争，这个竞争是通过考证、推优等途径来获得的。这个现象已经成为公众反应强烈、违反社会公平的严重的教育问题。教育部门每年三令五申，都在整治，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个现象在北京、南京、广州、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比较严重，但上海和杭州却非常平静，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因为存在上述两套机制，小升初的信息不透明，亦没有统一的标准，家长和学生为了保险，只得多个战场作战，苦不堪言。多数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能恢复统考，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您认为此种提议可行么？

　　家长：强烈要求教委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政策，目前畸形的小升初已经压得孩子和家长喘不过气，本该快乐的童年却被畸形的小升初压得没有了一丝欢笑，留给孩子和家长的只有无奈。

　　康健：统一考试还是有条件入学，是不公平的。

　　杨东平：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看，恢复考试是简单易行的办法，相对也是个比较公平的办法。但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没有一级政府敢公然违法，把义务教育变成凭考试入学的录取制度，这个想法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只是个良好的愿望。如何消除目前的小升初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有很多切实有效的办法，并不是不可治理。我最不同意有些人说的困难太大，没法解决。这些问题有确定的原因，是可以治理的，而且很多城市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上海，它的小升初就比较平静，原因在于两个基本制度：一、重点学校制度。上海没有一所重点高中有初中部。1999年，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脱离，初中不允许有重点学校，这是为了保障初中阶段的平等性。在这一点上，上海做到了，北京没有做到。上海的择校竞争主要针对民办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公办教育是政府举办的，不能办成三六九等，家长的选择需求通过民办学校满足，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上海基本做到了；二、择校收费制度。北京和广州的学校有一个内部的规定，允许初中重点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价格一般在三四万。有了择校和收费的许可，学校便有利可图。上海规定不许择校，每一个名额都在网上公布，没有多余的名额。如果学校能够收钱，教育的公信力和品质就败坏掉了，变成了过硬的社会关系的竞争，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小升初乱象的制度性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制度。重点初中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原因，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小学开始选拔，把小学教育的生态给破坏掉了，把小学变成了高度竞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