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笔记的方法

论述笔记最早的是韩愈。他所说的“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进学解》）至今仍是人们学习的要义。张载很重视札记，他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经学理窟·义理》）他自己作《正蒙》时，即是“处处置笔砚，得意即书”。（《二语语录》）顾炎武也很重视记录，他写的《日知录》即是每日记录而成，他在《日知录》自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他的“有所得辄记之”是一条很重要的学习经验，因为不记则易忘，有所得也就变成无所得了。
     梁启超很重视通过笔记来积累资料，他认为“读书莫要于笔记。……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又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大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钞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胡适提出读书四到，其中之一即是手到，手到即作笔记。他还把札记分为四类：抄录备忘；作提要节要；记录心得；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徐特立同志有句名言叫“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还根据自己的学习得出了“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的结论。这是因为摘抄是经过读书、思考、创作等一系列生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