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文物篇（下）｜省外拾珍

　　今天，河北以外的许多著名博物馆、图书馆，也收藏着数量众多或出自河北、或和河北密切相关的珍贵文物。

　　书法界公认的“隋代第一碑”出自河北，“天下第二行书”的诞生和河北息息相关，古代丝织技艺的巅峰自河北肇始，中国古代官窑白瓷首先在河北烧制成功并走上兴盛……

　　从“隋代碑帖第一”到“天下第二行书”，从书史专论第一人崔瑗到“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许多经典名篇和书法大家都曾和燕赵大地结缘。

　　作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这里保存着超过25万件碑帖拓片。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碑帖拓片中，能称为善本者有3000多件，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则只有300余件。

　　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装订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久远等因素外，《龙藏寺碑》拓本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其本身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暮春时节，风吹过古树沙沙作响。大悲阁旁的千年古槐下，一方不起眼的石碑静静竖立在栅栏后的碑亭里。

　　隔着栅栏仔细打量，虽然许多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其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立碑时间为隋开皇六年（586年），与龙藏寺（今隆兴寺）同年兴建。碑通高3.15米、宽0.9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

　　“承上启下，震古烁今。”谈到龙藏寺碑，正定籍书法家赵志强脱口而出。对龙藏寺碑这样的高度评价，并不是赵志强的个人看法，而是古今中外大部分书法研究者的共识。

　　“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中国书法种类曾经有几十种之多。经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认的有五种书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赵志强介绍，“从书法发展角度来看，隶书的重要性尤为关键。它在汉代发展成熟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发生裂变：一支从隶书产生了草隶；而另一支，则从隶书发展成为带隶书笔法的钟繇楷书，再发展成为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楷书。”

　　近代金石学大家康有为甚至将龙藏寺碑比喻为连接魏晋南北朝书法和唐代书法的一根“独木桥”——它上承隶书，并凝聚多种碑文的优点，下开唐代书法楷则。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非唐碑的全失隶意，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

　　因此，有人说它为唐代的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碑》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也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做了铺垫。

　　康有为将此碑与唐碑的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可见，初唐书法诸家大多从此萌芽。

　　省书协原主席、著名书法家旭宇在《重读隋龙藏寺碑》一文中评此碑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古朴秀雅之美，静穆幽深之境。此碑用笔方圆结合，刻工惊喜，即如发丝粟米，犹见鲜活清晰，可谓书刻双绝。”

　　隋朝初年，随着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河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之称。史料记载，仁寿四年（604年）全国户口数达890万，而冀州（大部分为今河北区域）一地便占100万。河北在当时的富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正定，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河，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赵间。”古人曾这样描绘正定古镇的地理位置。

　　雨后正定古城。正定文物资源丰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龙藏寺碑》《祭侄文稿》都和正定息息相关。新华社记者骆学峰摄

　　早在公元398年，北魏皇帝拓跋珪，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军事堡垒“安乐垒”，因其在河之阳可避开水患，便将郡城迁到此，从而开启了正定城的历史。

　　因正定地处要冲，兵家相互争夺，战事连连，人民苦不堪言，求神庇佑、渴望和平的思想普遍而强烈。在统治阶层对佛教的积极倡导下，正定佛教得到迅速传播、发展。如今正定闻名遐迩的“八大寺”，有3座建于唐代以前，其中就包括建于隋代的龙藏寺。

　　“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深受其所处时代之经济社会影响，因此，龙藏寺碑在正定的出现并不偶然。”书法家赵生泉认为，“隋朝实现统一后，南北朝时期不同的书法文化开始碰撞、融合。在此过程中，章法严密整齐又自然天成的龙藏寺碑，就这样出现在了当时地处南北要冲的正定。该碑文既有北朝碑学的遒劲，又有南朝帖学的圆融，体现了书法文化大融合的面貌。”

　　龙藏寺碑诞生仅100多年后，另一件享誉中国书法史、并且同样和正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品出现了。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近70万件各类珍贵文物中，有一件横59.6厘米、纵29.2厘米，仅相当于两张A4纸大小的书法作品，却被公认为当然的镇院之宝。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颜真卿被认为是王羲之后声望最大的书法家。千年以来，颜真卿的书法影响了无数中国人。苏轼曾说，“诗至于杜子美，书至于颜鲁公。”

　　在颜真卿的众多书法作品中，《祭侄文稿》是为历代书法家所公认、仅次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天下第二行书”，可见其重要。

　　晚8时，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华灯初上。温馨柔和的灯光照进遗址内，清楚地展示着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

　　201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开展了考古勘察工作，这是河北历史上第一次城市考古项目。5年多来，考古发掘出土了2000余件珍贵文物，明确了遗址内存在的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北宋、金、元、明、清时期民居、街道系统等三大系统。

　　一幅延续千年的古城居民市井生活图卷，一座承载着军事、商贸使命的“九省通衢”，日渐清晰地露出真颜。

　　唐代以来，正定一直是河北中部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初唐时期，正定许多居民以蔬菜种植和贩卖为生，正定南门外出现了繁荣的交易市场，正定生产的丝罗制品是入选进宫的皇家贡品。

　　唐代开元年间，边塞诗人高适到达正定时，此处已升格为边关雄镇。从高适笔下的“城邑推雄镇，山川列简图”，不难想象出当时正定的城市规模。

　　如今闻名海内外的正定“四塔”，有3座始建于唐代，正定“八大寺”则有4座建于唐代，也从侧面说明了唐代正定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不只是正定，整个河北在唐代的版图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继民认为，“当时，河北地区称为河北道，这里水利灌溉系统十分发达，土地肥沃，曾广开稻田，幽州、蓟州、平州、檀州、妫州还存有大量军屯。”

　　唐玄宗天宝十年，李华的《安阳县令厅壁记》中还记载着“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意思是说，河北地区征收上来的赋税，占了全国近一半。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有史学家认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河北地区经济繁荣昌盛，而地处统治中心区域的关中地区在经济上逐渐式微。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唐朝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起兵初期，兵锋所到之处，各州郡县皆闻风而降。危急时刻，时任平原（山东德州）太守的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

　　唐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颜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30余口就义。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常山收复。颜真卿命人到正定寻访，仅寻得兄颜杲卿一足、侄颜季明头颅而归，不禁悲愤交加，挥泪写下祭文《祭侄文稿》。

　　普通人第一次看到《祭侄文稿》，都会有一个感觉：“乱”。在常人看来，地位如此崇高的《祭侄文稿》，却“字迹潦草”，到处都是涂抹修改痕迹。全文仅234字，却有30多处涂改。

　　然而，了解《祭侄文稿》背后故事后，每位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颜真卿写作之时那种愤懑、怀念和痛苦之情。

　　当他开始回忆侄子生前时，写到“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字迹松弛起来。

　　写到“贼臣不救”时，这位老人已经完全被情绪吞没，涂抹修改开始多起来。他顾不上整理笔锋和及时蘸墨，枯笔擦过纸面，仿佛看到一位涕泪满面的老者在颤抖。一路写到“呜呼哀哉”时，他的字迹已近草书，似乎已痛哭失声，无力再写下去了。

　　二楼一处展柜前，人们争相围在一幅数米长的书卷前。展柜内，是在此借展的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苏轼晚年书法作品《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由7张白麻纸接装而成长卷，横306.3厘米、纵28.3厘米。《洞庭春色赋》在前，《中山松醪赋》在后，两赋前后总计684字。

　　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张磊介绍，这件作品是苏轼存世真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也是此次展陈作品中字数最多、卷幅最长的一件。

　　“这件书法作品是苏轼晚年成熟之作，也是我们的镇院之宝，平时极少对外展出。”张磊记者说，这幅作品跟河北定州颇有渊源，“作为河北人，你能跟它相遇真不容易。”

　　苏轼一生爱酒。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评价：“苏轼的一生本就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散文作家，他是士大夫，也是酿酒实验家……”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年过半百的苏轼被罢去礼部尚书一职，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

　　苏轼到任伊始，即到各地考察。发现市井萧条，边防薄弱，军纪松散，将骄卒惰。目睹这一状况，他上奏朝廷，提出整饬军纪、修葺营房、惩创贪污、部勒战法等一系列措施，着手进行军政和民政改革。

　　他对原有的松醪酒进行了创新，通过烹煮松节取出枝中脂，跟黍米、麦子一起煮熟，并以此为原料酿酒。酿出的酒初味甘甜，余味略苦，酒体幽雅，独具风味。据说，苏轼喝了自酿的松醪酒，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

　　《中山松醪赋》，讲述的便是苏轼酿制中山松醪酒的经过。在中国古代，给中山松醪酒作赋的，仅苏轼一人。

　　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任定州知州刚满半年的苏轼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贬往更偏远的岭南地区。行至河南睢县，遭遇大雨，行程受阻。在雨夜的客栈中，他感慨万千，写下了“《洞庭中山》二赋”。

　　“苏轼在书写‘《洞庭中山》二赋’之时59岁，正是笔力鼎盛、老辣之时。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有人评其字‘如棉裹铁’，又如‘老熊当道’，在平实、朴素中汪洋浩荡。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不温不火，看破红尘、参透生死的超脱。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贬谪途中的失意之人之手。”张磊评价。

　　当年的苏轼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被贬途中即兴书写的长卷，历经近千年竟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洞庭中山》二赋”，曾4次在此卷上题跋，赞其：“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

　　“其实，苏轼这幅长卷不只是一件书法作品，它背后反映的是定州在北宋时期的特殊地位。”定州市开元寺塔文保所研究员王丽花表示。

　　北宋初期，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宋朝廷曾以数万军队驻守定州,诸多高级将领、皇亲国戚等在此任职。对于定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宋代知州宋祁亦在《论镇定形势疏》中写道:“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正定）定（定州），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

　　大量军队驻扎，也促进了定州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北宋时期，定州所出产的“定瓷”和“缂丝”十分有名，每年指定向朝廷进贡罗、大花绫等特产。另外，由于位于辽宋边界地带，定州建有榷场，是辽宋重要的交易城市。此外，定州酿酒业也十分发达，酒税在政府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支柱产业，主要用于军费开支。

　　史料和如今的考古发掘已经表明，这一时期的河北，不但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更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

　　从官窑白瓷到精美丝绸，从石雕绝技到皇家建筑，各种在当时堪称登峰造极的工业制品和手工技艺，在燕赵大地不断涌现。

　　这是一只未对大众公开展示过的广口圈足白瓷杯，口径约8厘米、高约7厘米。乍一看，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的特别：胎体洁白细腻、釉色均匀,器壁仅厚1毫米左右，用强光照射，能达到光照透影的奇特效果。

　　烧造于河北临城和内丘一带的邢窑，是我国最早生产白瓷的中心窑场，被称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有中华白瓷鼻祖美誉。

　　邢窑兴于隋，盛于唐，生产的瓷器洁白似雪、规范如月，在盛唐时代和南方的越窑并驾齐驱，形成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从商周以来，一直是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正是邢窑的成功兴起，宣告了这种单一格局的结束。可以说，邢窑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是划时代的。”已故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权威叶喆民生前曾如此评价。

　　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告诉记者，瓷器的颜色基本是由瓷土原料而定，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

　　而相对来说，邢窑窑区所产的原料大多是质量较好的次生黏土，这类黏土中含铁量明显低于南方瓷土，这是白瓷诞生的自然基础。

　　“即便如此，想要烧出白瓷，仍然要在瓷土的加工和瓷器烧制上不断尝试、精益求精，只有保证瓷土中铁元素含量小于0.75%时，才能烧出真正的白瓷。”张志忠说。

　　粗白瓷烧制成功后不久，随着隋代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代表邢窑白瓷的巅峰代表作出现了——透影白瓷。

　　“小心翼翼地将杂质清除，轻飘飘、透光见影、玲珑剔透的瓷杯就捧在了手中。白瓷杯器壁最薄处仅厚1毫米左右，其釉色均匀、光照见影，真是精美绝伦。”多年以后，时任发掘队领队的李岗如是描述初次见到透影白瓷杯的情景。

　　出土墓志显示，这座隋代墓葬年代为隋大业四年（608年）。这件邢窑透影白瓷，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首例保存完好的隋代邢窑透影白瓷实物。

　　“透影白瓷，这种代表了当时古代最高陶瓷技术的官窑器物，毫无疑问是皇家专供。此外，它的发现还刷新了人们对于中国陶瓷史的认识。”张志忠说，“叶喆民先生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中写道：‘薄胎瓷开始于明永乐时期，但永乐的薄胎只是半脱胎，到成化时，其薄的程度才达到了几乎脱胎的地步。’而邢窑隋代透影白瓷的厚度仅1毫米，已达到了半脱胎的地步。”

　　不过，由于烧造技术难度过高，使得透影白瓷产量少之又少。加之其本身作为官窑贡品，只在上流阶层中流传，即便是狂热的瓷器鉴赏家也难得一见。隋代以后，透影白瓷就渐渐消失了。

　　唐代中叶，邢窑达到极盛时期。邢窑白瓷胎质坚实细腻、釉色纯白光亮，器物种类增多，制瓷工艺达到了纯熟的地步，产量大大超过隋代细白瓷，以致进贡皇室，远销海外。

　　当时，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成为唐代宫廷的主要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识，以“大盈”“盈”字最多，这是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的缩写。

　　如果说邢窑白瓷代表了唐代白瓷工艺的巅峰，那么燕赵大地彪炳于中国陶瓷史的另一个名窑，则在邢窑极致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伴生于这片土地上的智慧和灵巧。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玉壶春瓶、大英博物馆的北宋定窑刻花直颈瓶、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瓷莲花纹皿、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口，”定瓷非遗传承人庞永辉介绍，“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生产白瓷的窑口，其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曲阳境内。”

　　不同于隋代邢窑追求的洁白，定瓷釉面多为乳白色，白中闪浅米黄色，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柔和悦目、温润恬静，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和纹饰较少的邢窑瓷器相比，定瓷的最大特点，则在于装饰工艺的进步——它以灵动变化的装饰艺术见长，刀刻、竹划、模印……如今我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

　　从色彩、质感、到装饰技法，盛于唐的邢窑和盛于宋的定窑代表了中国古代官窑白瓷的巅峰，堪称浓缩了元青花出现以前的“半部中国陶瓷发展史”。

　　而以邢窑、定窑等为代表的官窑白瓷，不但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在之后的千百年里走出了燕赵大地，对中国古代瓷器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珍贵文物相比，有一件入选过故宫“十大镇宫之宝”的丝织品，却因极少公开展出而略显低调。

　　缂丝，又称“刻丝”，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极具欣赏装饰性的丝织品，被誉为“丝中圣品”。

　　由于缂丝《梅鹊图》几乎从不公开展出，我们无缘得见其真容。但从公开的照片和介绍中，我们可以一窥它的精妙。

　　整幅作品纵104厘米、宽36厘米。图轴为丝质，依《梅鹊图》画稿缂织而成。图轴以十五六种色丝装的小梭代笔，巧妙搭配，画面色泽和谐。所用丝线根/厘米，精工细密，还原了原画稿疏朗古朴的意趣，画面生动、清丽而不失典雅，是宋代缂丝工艺杰出的代表作。

　　不同于一般纺织品“通经通纬”的织造方法，“通经断纬”是缂丝织造的最大特点——以素色生蚕丝作经线，彩色熟蚕丝为纬线，织作时同色纬线并不贯通全幅，而是根据纹样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分块缂织。

　　这种织造方法，让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呈现一些互不相连的断痕，仿佛刀刻。同一织物上，所用纬丝颜色甚至可多达6000种。这种工艺让整个编织过程极为复杂，但可以自由变换色彩，特别适合摹缂书画作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而河北正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

　　距今5500多年前，正定南杨庄的先民就制作了陶蚕蛹，使用陶纺轮和骨匕来纺丝。这说明，商代之前，河北地区的丝纺织技艺已经十分先进。

　　“这展板上介绍的不是丝织物吗，怎么展柜里不见丝绸，却放了个青铜器？”站在“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展台旁，游客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您看到的这个敞口细腰的青铜器叫觚（gū），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一种酒器。这件觚出土于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创造了七项世界之最，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縠’（hú）——它刚出土时是附着在这只觚的表面上。”志愿者讲解员解释说，由于不易保存，这块弥足珍贵的縠，一直被保存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库房内，极少公开“露面”。

　　讲解员介绍，这块小小的縠，至今仍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比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同类品早了1000多年。

　　秦汉时期，丝织业进入成熟期的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藁城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曾多次被当时的史料记载。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根据杜佑《通典》记载的信息，在古代丝绸之路达到全盛的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318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达到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史料记载，盛唐时，仅定州一地贡赋的8种丝织品，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由于丝绸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在唐代，它还作为实物货币被广泛使用。由此不难看出，丝绸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何等重要，而作为全国丝织中心的河北又是何等富庶繁华。

　　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就是定州缂丝。如今故宫所藏缂丝《梅鹊图》的作者沈子蕃，正是土生土长的定州人。

　　靖康之役后，北宋灭亡。两宋迭代之际，以沈子蕃为代表的许多北方工匠纷纷南迁，将缂丝技艺带到了吴山越水。

　　位于曲阳城南的黄山，盛产汉白玉大理石，洁白无瑕、经久耐磨，是雕刻的上等石料。《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加上世代传承的雕刻工艺，使曲阳成为著名的“石雕之乡”。

　　据考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男女俑就是由曲阳黄山汉白玉雕刻而成，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曲阳石雕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全国各地建寺修庙、凿山开窟，规模浩大，盛况空前，曲阳石雕由此得到了飞速发展。曲阳石雕艺人们也由此走向全国各地。

　　曲阳石雕，在唐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北方的雕刻中心。这时的曲阳石雕作品，雕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丰满，衣饰清晰；飞禽走兽、花鸟静物等轮廓清晰、线条流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其地下一层，“古代中国陈列展”隋唐五代时期展厅内，有两尊唐末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其中一名武士脚踏卧牛，头顶落凤，宝剑的剑尖指向卧牛口中的荷花；另一名武士脚踏卧鹿，头顶盘龙，宝剑的剑尖指向卧鹿口中的荷花。两名武士表情威严，气势凛然。

　　这两尊浮雕武士像的原主人，是晚唐时期的节度使王处直。两位武士，最初“守护”的是位于河北曲阳县的王处直墓，是墓室门口的一对“门神”。

　　侍女群雕，雕刻精细、人物造型各异，完整展现了五代时期贵族家庭的侍女群像。而散乐图，则将五代时期乐队演奏的瞬间，用浮雕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是精雕细刻、细琢传神。

　　明、清时期，在皇家宫殿、陵墓和园林的营建中，曲阳石雕艺人们将他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尽情发挥，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在颐和园苏州街北岸的两块护岸石上，留有“曲阳匠师”的刻字，成为曲阳石匠参与京城园林建设的珍贵史料。

　　“石头不易损坏，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石雕都是对历史的镌刻和记录。从汉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文化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精品石雕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历史文化学者、《曲阳问匠》作者韩振书说。

　　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四周共有10幅浮雕。浮雕上刻着的170多个人物形象，连环画般概括着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60多年前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石雕工作的曲阳石匠都是当时技艺最成熟最精湛的工匠，年龄多在30—50岁之间，所以至今仍健在的人已没有了。”韩振书感叹。

　　经过十几年调查走访，韩振书终于查清了12位参与主雕工作的曲阳石匠的名字，他们是：冉景文、刘润芳、刘秉杰、曹学静、王二生、高生元、刘志杰、刘兰星、王胜杰、杨志卿、杨志全、刘志清。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顺利进行，在雕刻工程正式开始时，又从曲阳选调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担任浮雕的助雕任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承担了月台栏板的雕刻和安装。”韩振书介绍。

　　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工后，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曲阳石匠是国家的宝贝，他们和外国雕刻家相比，毫不逊色，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要把他们留下来。”

　　“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阳石匠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简称北雕）。由此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雕刻艺术队伍的骨干力量，也为曲阳雕刻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韩振书介绍。

　　从古代皇家建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各类现代石雕、石刻，曲阳匠人将石雕技艺一脉相传。他们的贡献，也被镌刻在历史之中。

　　南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但随着元明清三代先后定都北京，河北的军事、交通地位更加凸显。这一阶段，服务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作为“皇家专属”的高级手工艺的传承，以及雕版印刷、毛笔、古籍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便是这一时期河北京畿文化属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古代中国陈列展”明清时期展厅内，有一件富丽堂皇的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以丝帛制成面料，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冠上还镶嵌着数千颗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和珍珠。

　　它就是和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之重器”并列为国家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极尽奢华，指的是其所用材料惊人——重达2300克以上的九龙九凤冠仅金丝用量就达1斤以上，还镶嵌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极致工艺，则体现其制作之复杂——这顶通高不过48.5厘米的凤冠，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多种工艺。

　　良盛达花丝镶嵌特艺有限公司制作车间内，工人们正心无旁骛地盯着眼前的作品忙碌：制胎的拿着小锤在银质薄片上叮叮当当敲着，錾刻的将图样覆在胎体上小心刻下精美花纹，画筋的手执蘸有红色釉料的毛笔轻轻划下……

　　“这边的工人在把金、银抽成细丝，称为花丝。那边的工人在把金、银薄片锤打成器皿，錾出图案，再镶以宝石，称为镶嵌。这是两种独立的工艺，但常在一起使用，花丝镶嵌的说法由此得来。”公司负责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马福良介绍。

　　经过堆、垒、编、织、掐、填、攒、焊等八大工序，一根根金属细丝和一片片金属器皿，最终被制成造型各异的工艺品和精美雅致的首饰。

　　大厂，地处通州核心辐射区，与北京副中心仅一河之隔。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大厂成为花丝镶嵌工艺的诞生、传承和发展重地。

　　资料显示，大厂花丝镶嵌工艺最早可上溯到汉代。至明代，大批回民迁入大厂，将伊斯兰文化与当地艺术相结合，使花丝镶嵌工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明清两代，大厂花丝镶嵌被指定为专职供奉，其工艺也因此声名远扬。

　　“今天，我们虽然已无法查证工匠的具体姓名，但明代皇家凤冠的制作流程中，肯定少不了大厂艺人的贡献。”马福良说。

　　清朝灭亡后，大批皇家工匠回到民间。但由于成本极高、工艺繁琐，花丝镶嵌工艺逐渐式微。到今天，63岁的马福良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花丝镶嵌技艺传承人。

　　“我们现在编制的一根花丝仅0.3毫米左右，比明代的凤冠用的花丝还要细。工艺非常繁琐细腻，烧制的时候温度跨度非常大，必须掌握好火候，一件大的作品甚至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马福良介绍。

　　“大厂对于花丝镶嵌工艺的保留和传承，恰恰反映了古代河北地域文化特征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的融合文化向近古时期（元明清）的京畿文化的转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继民认为。

　　孙继民介绍，中古时期，河北虽然不是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带，但长期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双向交流的碰撞、融合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活跃，文化融合的特点和趋势十分显著。

　　隋唐和北宋早期，河北更是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核心区域。龙藏寺碑、《中山松醪赋》以及邢窑、定窑、缂丝等的出现，正是河北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地位的最好体现。

　　到近古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加之北京成为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6座雄伟壮观的铜制佛塔在楼内静静矗立。每座佛塔通高均为231厘米，底径94厘米。佛塔主体以黄色珐琅为地饰填彩釉的缠枝花卉纹和蓝色的梵文，座以蓝色珐琅为地饰狮纹和缠枝莲纹。座上部出台正面中央有蓝地鎏金“大清乾隆甲午年（1774年）敬造”九字款。

　　铜胎掐丝珐琅，中国古代特有的特种金属工艺品。其制作工艺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

　　铜胎掐丝珐琅，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因而有了一个更为普通百姓熟知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蓝，并不单指蓝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统称为蓝。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点蓝、补蓝、烧蓝等行业特有名词。几百年过去，景泰蓝的工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纯手工制作风格，它的掐（丝）、点（蓝）、烧（烘烧）、磨（光）、镀（金），环环相连，浑然一体，相互辉映。”81岁的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李荣魁告诉记者。

　　据考证，早在明代之前，精美华贵的景泰蓝器物就受到帝王的喜爱。而素有金属器加工制造传统的廊坊大厂一带，不乏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断被召入京城，进入宫廷造办处，在严苛的管制下，倾尽所能，躬身景泰蓝制作。当时的景泰蓝作坊分别设在紫禁城和圆明园，春夏秋都在烧造。

　　“到了晚清年间，随着时局动荡，景泰蓝制作难以维系，行业逐渐衰落。”李荣魁介绍，许多散落民间的大厂工匠陆续回归故里，也带回了这门手艺。

　　从花丝镶嵌到景泰蓝，这两项代表古代金属工艺极致的皇家技艺，在大厂匠人的手中，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馆内保存着两本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金代刻书——蔡松年著《萧闲老人明秀集》和韩道昭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

　　刻书，全称为雕版刻书，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书籍的通称。而雕版印刷，指的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雕刻工人用刻刀刻出字体凸出的阳文。印刷时，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便清晰留在纸上。

　　至宋金时期，雕版刻书业已经相当发达。但由于战乱，金代刻本流传下来的极少。国图所藏《萧闲老人明秀集》和《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便是目前全国仅存的八种金代刻书中的两种。

　　屋内，一位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手握一把巴掌长度的小刻刀，在一张提前处理好的光洁的木板上聚精会神地雕刻着。

　　闫惠民告诉记者，一本雕版刻书的诞生，要经历写样、刻字、印刷、分书、折书、齐栏、切书、装订等诸多步骤。

　　“刚才的步骤就是刻字，运刀时需要集中精力，谨慎行事。刀要沿着木板上提前印好的墨迹走，要有始有终，不能中断笔画，也不能冲撞到周围其他的文字。可以说，刻字是制作雕版刻书过程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一环。”闫惠民说。

　　“如今，完整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宁晋资深文化学者郭嘉宁介绍，“据我所知，目前能掌握雕版印刷技艺的机构和个人，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籍修复部和浙江天一阁修复部的部分技术人员外，全国可能都超不过百人。河北范围内只有宁晋还有保留。”

　　史料记载，由于地处河北中南腹地，宋代时宁晋地区文化繁荣，文化交流频繁。这一文化特点，催生了雕版印刷业的诞生和发展。

　　“北宋时期，私塾在宁晋民间大量出现，全县150多个村，几乎村村建有私塾，出现了‘家有诵读之声，坊传丝竹之乐’的景象。”郭嘉宁说。

　　进入金代，河北之地归于一统。在金世宗统治的近30年间，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金代在教育上沿袭宋制，文庙兴盛，私塾遍及各个乡村，金代宁晋共考中5名进士，出了20多名四品以上的官员。而科举之路，都需要通过读书实现。

　　到金代初年，宁晋县雕版印刷作坊已发展到十多家。其中，实力最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金代荆氏雕版书坊。《萧闲老人明秀集》和《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就出自金代宁晋荆氏雕版书坊。

　　史料记载，宁晋荆氏雕版书坊的雕版刻书，以“印模精、敷墨匀、取值廉、售者广”著称，书美价廉，市场广阔。

　　为扩大荆氏刻书市场影响力，对远途如山西、山东、河南、关外、内蒙古等地的客商，凡初次来购书者，荆氏书坊都以成本价稍加利润供应，并安排食宿。一时间客商云集，荆氏雕版书籍畅销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在此后数百年间，宁晋荆氏书坊还刻印了《左传》《搜神记》《山海经》以及《说文解字》20卷、清康熙《宁晋县志》12卷、清光绪《宁晋县地理志》等典籍，以及多部当地名门望族的家谱，如清光绪十二年版《高氏家谱》30卷、光绪版《王氏家谱》30卷等。荆氏书坊刻印的这些传世书稿，如今多被各地图书馆或藏书家珍藏。

　　荆氏雕版从金天会六年（1128年）创立，至清末停止雕版印刷业务，前后近800年中，传30代，经历了十多次战乱。

　　“先有市场、有需求，才有产业、有产能。宁晋雕版刻书产业自宋金而兴，历经元明清三朝长盛不衰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周边有这样的文化土壤和文化需求。”孙继民说。

　　“元明清时期的河北已经不再是国家的经济重心所在，但其军事、交通地位仍在，在服务都城北京的过程中，位于进京走廊地带的冀中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服务北京的区域文化中心。”孙继民解释。

　　衡水毛笔产于衡水市侯店村。当地制笔业盛于明永乐年间，笔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饱满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光绪年间，因制作技艺精湛，被奉为御用，光绪帝立碑表彰，称之“御笔”。民国初年，衡水毛笔还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侯店也获得了“毛笔圣地”“北国笔乡”的美誉。

　　清末民初时期，琉璃厂共有书铺200多家，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占了琉璃厂古籍业半壁江山。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衡水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采访/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