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纳粹依此决定死刑种类

    《智商测试》，[美]斯蒂芬·默多克著，卢欣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1月出版，定价：26.00元

    谱写智商测试的兴衰史
    
    《智商测试》一书讲述了智商测试的缘起及其原理，介绍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和应用情况，剖析了智商测试背后的真正“面目”，探讨了它是如何渗透到人类世界。本书没有充斥着图表、图形，也没有对各种分析数据进行冗长的解析，书中只有一个个生动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
    
    撰写该书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默多克的写作生涯始于1999年。多年以来，他一直为《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著名报刊和广播电台撰写稿件，内容涉及法律、政策、心理学、旅游等。而《智商测试》是他的第一本书。
    
    智商测试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各个学校、医院活跃着，大多数人倾心于智商测试，迷恋智商指数，却从未真正关注过它的缘起，从未想过是否一套测试题就能肯定或否定自己所拥有的智慧。而默多克是如何关注到智商测试的光环下的影子并写出这本书的呢？
    
    当默多克还是一名心理学本科生时，就已经知道了创立这类测试的一些历史人物。若干年后，这些历史人物的狂妄自大让他难以忘怀。但默多克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继续深造成为心理学家，而是进入了法律行当，在柬埔寨做了几年人权事务，后来到华盛顿特区做了一段时间的民事诉讼。30岁出头时，他成了自由作家。可是发生在智商测试幕后的事情依旧强烈地吸引着他，驱使他去弄清楚智商测试的来龙去脉。为此，他常常泡在国会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
    
    默多克发现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智商测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美国的军事当局主办的，参加测试的总人数达到了170万。翻阅愈来愈多的资料后，他看到在整个20世纪，甚至在今天，测试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人本身的判断，如会把许多对社会有价值的人阻挡在一流学校的门槛之外，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权利、生养孩子的权利、自行选择生活在乡下的权利，甚至由于智商测试与社会经济的密不可分，因此它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始终排斥，这种情况蔓延到世界各地。这些让默多克匪夷所思，这也成为他写作本书的动力。
    
    三联书店编辑、《智商测试》一书的责编黄华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与三联书店策划的新知文库的理念“探索新知”很吻合，而且它与现实社会结合较为紧密，于是引进出版了这本书。书中描述的国外智商测试的应用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很相似，或许能借以此书让我们思考智商测试真正的意义。
    
    骇人听闻的历史
    
    “智商测试的历史是一部骇人听闻的历史。”默多克在写完《智商测试》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起初，很多使用者们确实抱着崇高的愿望，而长期以来，智商测试往往被人们用于最为邪恶的目的。
    
    追溯智商测试的源头，让人惊讶地发现其创始人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弗兰西斯·高尔顿。高尔顿在闭门潜心钻研了表兄撰写的《物种起源》后，发现人类的能力似乎也常常向下遗传，并提出了将优胜劣汰用于人类的传宗接代。他曾建议有必要创建“公开的考试制度，按照既定的方针实施”，并发明了人体测量学以测量人们的智力。高尔顿最狂热的“粉丝”之一詹姆斯·卡特尔，将人体测量学带回了美国并传播，使得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家庭作坊式的智商测试实验室在欧洲和美国兴起。但由于因为人们不断增长的怀疑态度，统计手段的改进，将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智力测试一度推上了穷途末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人埃尔弗雷德·宾尼特让智商测试出现了转机。宾尼特利用当时的心理学知识测试了自己两个孩子的能力，由此他得出测试应将孩子和成人区分开，应当重点关注更高层次的推理、语言、抽象思维、综合认知等能力。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府要求智力缺失的儿童也必须接受教育。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当局需确定智力缺失的儿童及其缺失程度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于是1905年，宾尼特和同行希奥多·西蒙制定了当代第一套智力测试题。美国新泽西州的心理学家亨利·赫伯特·戈达德在欧洲旅行时无意中发现了宾尼特的智力测试题，并推广其在美国广泛使用。
    
    此后在20世纪初，美国看管智力低下人群的收容机构越来越多，并强制这些人绝育。无论家长反对与否，得分低于正常值的孩子都有可能被送进这些扼杀灵魂的场所，以便社会“保护”人口中的大多数。这种情况还只是此后近百年中冰山的一角。曾经在埃利斯岛工作的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们成为了抵御外国智力缺失人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1917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莫恩斯·耶克斯和他的智力测试员们自制智力测试卷，一战期间他们用测试卷测试了170万人次前去应征的新兵。此后这套测试卷中的A卷被改成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这也成为高中生入大学的门槛。德国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智力有缺陷的名义，屠杀了大多数做过智商测试的残疾人。智商测试还引来种族问题……
    
    智商测试不应是绊脚石
    
    在《智商测试》开篇里，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幕：默多克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参加过智商测试，以此决定是否能被学校的超长少年班录取；为了进入华盛顿特区精英学校上学，年满3岁的蒂姆跟随母亲珍妮特到特定机构进行智商测试，珍妮特得到的是近乎让她崩溃的消息，蒂姆有语言障碍，而这一结论无疑成为了蒂姆进入精英学校的绊脚石。
    
    一百多年后，智商测试本身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但韦氏测评和斯坦福—宾尼特测试却成为了测定智商的黄金标准，应用也愈来愈广泛。从此，仅仅经过一次智商测试，人们就此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被盖上不同的印章。学生们被一次性地划分到学校的快慢班，被发配到大学而并非如愿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成年人能否胜任工作，能否得到提升，能否得到政府补贴，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注射致死还是毒气熏死，所有这些并非由人们自己决定，而是由白纸上的一道道测试题来定夺。
    
    “通过各种智商测试判断某人的能力，结果会非常笼统。”默多克一语道出了智商测试的先天缺陷，“因此，将其用于教育领域、就业领域及其他领域，用这些考试预测许多人未来的行为方式，往往错误百出。”如美国军队规定，征兵的底线为智商指数80分，一些原本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人，由于智商指数仅为79分，因此无疑会被排除在军队之外。
    
    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默多克说，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判断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究竟孰轻孰重。当找工作的人和人力资源部门均认为智商测试是有效的手段，且在更好的替代方法出现前，的确没有理由禁止用人单位采用不完善的录用手段。但各类学校和司法机构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解单独的个人身上而不应当如此关注教育和司法效率。特拉华州立大学、饱受争议的社会学家琳达·戈特弗雷森认为，人们尤其应当注意那些智商指数低于80分的个体，从心智上，特别是物质上，给予特殊的关注。人们应当在生活方面和社会层面上帮助他们，而不是强扭瓜藤，在教育阶梯和职业阶梯上推着他们往高处爬升。人们不应该用智力研究干预社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