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帅出征，舌战赫鲁晓夫

1960年9月莫斯科将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而那时，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已经公开化。但是中国必须前去赴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得到了中央的一致同意。邓小平一行到达莫斯科。交锋很快就从欢迎国宴上拉开了。赫鲁晓夫陪着邓小平在主宾席前就坐。几次敬酒刚过，赫鲁晓夫就开始发话了：“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运动老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赫鲁晓夫这席话显然是借阿尔巴尼亚来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十分坦然，放下酒杯，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赫鲁晓夫生气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邓小平沉着且毫不含糊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邓小平这最后一句棉里藏针的话击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须知，正是在赫鲁晓夫的旨意下，苏联才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令人痛恨的。
     至此，赫鲁晓夫语塞起来，不知说什么为好，不过，他也不肯示弱，沉默了片刻他就又毫不客气他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现在又显露出来了。邓小平显然不买他的帐，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惯的。”“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是要说清楚的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刘少奇同志向你们的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党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杨同志，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过没有？”邓小平随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扬身上，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眼，忙调开了目光，端起杯子到别处敬酒去了。赫鲁晓夫气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不应这样一概而论！赫各晓夫同志，我们反对搞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害也最深。”“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它的兄弟党。”邓小平毫不含糊，把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弄得来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大厅里乐曲声还在回荡，宴会进行到了一半时间了。赫鲁晓夫用指头轻轻弹了弹酒杯，突然他的思维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他脖子一直，说道：“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这可是你说的啊！”邓小平的语调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抓住赫鲁晓夫这句话里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庄重地说：“今天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个讲法记录在案的。”赫鲁晓夫无言以对了，但他马上话锋一转又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呢？”“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你们，这难道不好吗？”“荒唐！
     简止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说完这句话后就不再理睬赫鲁晓夫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这场舌战以后，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的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向邓小平进攻。他吸取了赫鲁晓夫败在邓小平手下的教训。谈判中他常常以一种讨论式的口吻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和批评。邓小平的口才是出类拔萃的，无论对手采取什么方式向他进攻，他都能巧言相辩，应对自如。一次会谈中，苏斯洛夫对邓小平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不得不撤回来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邓小平反问一句。“现在中国的气氛已经不适宜我们专家工作了，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拔白旗。在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让你们送了一面白旗。这证明你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使得他们无法工作了，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苏斯洛夫讲得不紧不慢，很有依据，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下子被他弄愣了。邓小平悄悄示意工作人员立即向国内挂个紧急电话，对上述情况进地核实。当工作人员把国内核实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后，邓小平不动声色他说：“同志们，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给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送了白旗，这是造成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我们刚刚做了核实，确实是送了一面旗，也的确是白色的。”邓小平说到这儿，略微停顿了一下。“不过，我想告诉苏斯洛夫同志的是，这面白旗是锦缎制成的，还镶有一道漂亮的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色大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这就是实际情况。”邓小平一言即出，便切中要害，苏斯洛夫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他把目光不自然地调开，耸耸双肩，做了个表示遗憾的神情，双手不住地搓动着。邓小平继续用一种深沉而极有分量的声音说：“苏斯洛夫同志，可见你们掌握的情况与事实出入有多大的距离呀。”“这……这也许是些不值一提的枝节问题。”“那我们也来说说重大问题吧。”邓小平的目光中闪射出了一种义正辞严的光亮，语调也显得严厉起来了。“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这涉及到了我国各重要的经济部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你们片面的、单方面的违反国际准则，撕毁了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的目光才行——”邓小平的话字字如千斤，重重的击在人们的心上，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各国代表都能掂量出邓小平这番话的历史分量。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拔掉了文件中的一些钉子，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最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26国会议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大辩论达到一个高潮。……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中苏商定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再次在苏举行会谈，我方代表团团长又是邓小平。会谈开始之后，邓小平与苏斯洛夫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更大的口才较量。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做了长达70页的讲话，对中共大加指责和攻击。邓小平沉着冷静地听完他的长篇讲话，没有当场反驳。7月8 日，在第二次会议上，根据规定由邓小平发言，这时他才大展口才，对苏斯洛夫的长篇大论进行了猛烈地回击。邓小平的讲话从容不迫，有理有节，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对方的肆意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邓小平一口四川话，字字有力，句句在理，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说：“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苏斯洛夫不肯轻易言败，中苏双方的辩论在逐渐升级。
     然而就在这种紧张激烈的对抗性辩论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苏共中央公然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未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月14日在双方的会谈正呈难分难解之际，居然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的《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处之多，举不胜举”……会场外公开挑衅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 7 月 19 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明显地违背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的做法。苏斯洛夫被我方的严肃批驳激怒了，一反他“沉稳”的性格，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邓小平同志立即批驳了他：“你们还提出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你们想抗议什么？”苏斯洛夫有点心虚。“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声音不高，但很严厉，一下把对方打哑了。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邓小平说话了……“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这一轮中苏两党会谈在举行了九次会议后结束，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当天下午6时，在卡捷琳娜宴会厅主宾席的老位置上，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又见面了。当然，他们谁也没忘记两年多之前在同一场合两人的交锋。邓小平襟怀坦荡地举杯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也若有所思地举杯说：“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至此，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才暂告一段落。